从严治吏须杜绝“带病提拔”

近日读史：西汉贪官王温舒，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性格暴虐，常常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后经几番投机钻营，竟“带病”官窜至中尉，统管京师治安。当上高官后，其暴虐性格更加无所忌惮，而且他还“受员骑钱”，公然接受部下贿赂，终被朝廷诛灭五族，既贻误自身，更贻累于家、贻害于国。

对于这些“吏治之病”，曾国藩曰：“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意指“吏治之病”的原因在于官吏,要想吏治严明必须消除吏治中的弊端,这才是事情的根源。而我们如果再深究一步，为何会出现“吏治之病”？笔者认为，提拔“带病”之人是为要因。

南宋奸相贾似道年轻时“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当小官时“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但其姐贾妃身为理宗爱妃，故有人举荐明显“带病”的贾似道，意图通过讨好贾妃谋取升迁；北宋宰相王黼，通过巴结贿赂宦官得到重用，在边腐边升、“带病提拔”之后，又公然受赂卖官大肆敛财。事实上，这些“带病”之人得以提拔重用之后，在官吏队伍中传染了恶习、败坏了风气，终导致吏治的颓废、政权的衰亡。

在党的历史上，按照“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一大批干净干事、干事干净的优秀干部得以脱颖而出，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党心民心。但亦有一些无德无能、劣迹斑斑的官员得以“带病提拔”， 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大相径庭，同时也严重污染了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政治生态。

纵观近年来的“带病提拔”案例，其中既有“提拔前就存在违法违纪行为，但一直未能被发现”的藏而不露，又有“虽个人存在某些问题，干部群众也有所反映，但被以人才难得为由而提拔重用”的露而不究，还有“一些用人者明知某些干部带‘病’，但因为与其有着种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还是提拔使用”的明知故犯。而究其各种原因，内有在“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标准上的把握偏差，外有少数干部善于隐藏、做秀，甚至用假象掩盖真相的干部伪装，先有对权力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运行监督的机制欠缺，后有对用人失察失误实施责任追究难度较大的追责不力。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曰：“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事实上，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健性、根本性问题来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的“好干部”标准、“四有”和“四种人”等重要论述相继提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等制度规范陆续出台，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克服了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官场陋习，铲除了滋生“带病提拔”现象的“污染土壤”和“病毒细菌”，使得党风政风和用人风气为之一新。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从严治吏，关键是从严选吏。俗话说：“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今年，是基层集中换届之年。选优配强各级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既关系到干部的成长，更关乎到事业的发展。而如何选优配强，必然会涉及到“选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来选人”等问题。对此，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既要做到知人善任不唯资历、用人唯贤不唯亲疏，更要做到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严格把好领导干部选拔提名、考核、监督等各个环节，坚决杜绝“带病提拔，”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提拔起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