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与红军长征精神的铸就

【编者按】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充分发掘长征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穷力量，我们特刊发此文，与读者共勉。

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先后在四川转战20个月之久。在这里，英勇的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成功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重重包围圈；在这里，红军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过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谱写了一曲多民族合力制胜的凯歌；在这里，红军翻越了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73座大雪山，数十度挑战人类生理极限；在这里，红军面临着千差万别的少数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及复杂关系的挑战，成功制定并实施平等民族政策、创建了少数民族革命政权；在这里，党和红军从容应对了建党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危机，挫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促成了红军北上抗日等重大战略方针的实现；还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经受住党内斗争的最为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在应对复杂局面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使其脱颖而出，稳步成长为领导集体的核心，党和红军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逐渐形成。

从红军长征精神的铸就过程来看，四川是红军长征经历时间最长、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恶劣、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最多、党内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为长征精神的铸就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四川，红军实现了战略思想的转变，“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基本形成。

红军长征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逐步降为次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然而，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错失良机，没有准确把握“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尖锐对立，任由“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最后不得不撤离经营多年、群众基础良好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前期，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成天为了生存疲于奔命。

湘江战役后，因电台等通讯设备的损毁和丢失，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挣脱了紧紧拽在共产国际手中的控制缰绳，从而为自己赢来了难得的独立自主决策的宝贵机遇，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党中央在四川泸州叙永石厢子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成功实现最高指挥权的和平交接。领导层完成重要更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战略调整的问题，逐步深刻认识到只有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积极宣传抗日思想，才能使党的事业和主张深入人心，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及实施是在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境内尤其是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才得以完成。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胜利会师，国民党统治势力相对薄弱的川西地区为会师红军提供了异常宝贵的休整机会。6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的宣言》，《宣言》 明确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共同参加抗日的神圣战争。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正式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线阵地紧密联系起来。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从此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北上抗日”主张，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成功跳出一党一军的发展存亡和国共两党恩怨纷争的局限，斗争的焦点由原来的阶级矛盾上升到日益突出的民族矛盾。党和红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姿态让国民党当局在部署肆意围剿的军事行动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肆意“剿共”的主张也得不到各地方实力派、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的认同。

正是在四川确定的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红军最后终于到达延安这个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成功实现革命重心由南向北的转移。从此，经过南征北战艰苦斗争实践磨炼的广大红军指战员，把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意识上升到为了民族解放的革命理想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坚定信念。

在四川，红军一面要应对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一面要征服大江大河、雪山草地，在九死一生、劫难重重的跋涉中反复锤炼出为救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敢于牺牲一切的精神。

长征是在极其惨烈的战场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四川境内的征程尤其如此。就军事战斗的惨烈而言，红军与四川军阀的三次交锋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直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就自然环境的恶劣程度而言，再没有比在四渡赤水、过大渡河、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更能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了。抛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恶劣战争环境不说，英勇无敌的红军在险峻湍急的巴山蜀水间穿插迂回，有时为战略机动一昼夜甚至需要在崇山峻岭中急行军上百里。

由于长征是无后方、无依托的长途机动作战，供给非常困难，粮食、医药、棉被、衣服等严重匮乏，单衣草鞋的红军常常处于以草根、树皮充饥的半饥饿状态。死神始终如影随形，恶劣的自然条件让不少官兵倒在了雪山草地上，造成了长征以来最大的非战斗减员。然而英勇顽强的红军在四川，愣是以钢铁般的意志在层层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铸就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必胜的革命信念。

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惧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这种精神不仅在长途奔袭、转战四川的三大主力红军身上得到体现，在留在四川策应、掩护红军长征转移的武装力量也是如此。川南游击纵队用近两年的浴血奋战和几近全军覆灭的悲壮结局，将这种革命精神作了最生动的诠释。这支英勇悲壮的队伍，在成立之初就清楚地认识到伪装成主力留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打游击，掩护中央红军转移后生还的几率相当之小，但仍顾全大局，毅然接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交代的三项使命，最终壮烈地成为长征史上名副其实的保“帅”之“车”。

正是在四川这样的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工农红军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的潜能被充分激发出来，锤炼并升华出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

在四川，党和红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完成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战略思想转变后，又开始实事求是地制定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等政策，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

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形态相对封闭，千差万别的民族习俗和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一直顽强地阻碍着国民党和地方势力的渗入。中央红军长征行进到了西南特别是四川境内，逐步发现民族地区行军除了要应对国民党政府部署的围追堵截外，还必须处理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特别是上层人士的关系。入川之初，红军广泛地宣传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等口号，号召少数民族同胞起来斗争推翻民族压迫和汉族封建统治。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对各自的民族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形成了党的比较系统的民族政策。长征沿途的战斗特别是彝海结盟的事例使党清醒地认识到在西南、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援。中央红军北上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明确要求各部队“反对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不许毁坏庙宇经堂”“不许伤害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各军政治部、处要“帮助地方党和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少数民族中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成立游击队、赤卫队，并猛烈地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这样的民族政策下，红军在藏族聚居的金川帮助当地人民建立格勒得沙共和国，在羌、藏、汉杂居的金汤、孔玉、鱼通和泸定的岗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在藏族聚居的康北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治的鞭长莫及之处，成为了共产党和红军的通行区、庇护地和补给基地。

独立自主精神的确立得益于日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四川自主更换重要领导、转变战略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的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成功制定合乎四川民族地区实情的民族政策。这正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逐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四川，党和红军应对了建党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危机，成功锻造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士气高涨，为开创新的革命局面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会师后在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方针时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和巴西会议等。为争取和团结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将士，中共中央对组织人事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于6月29日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7月18日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还在沙窝会议上同意增补四方面军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与中共中央诚挚诚恳、顾全大局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在中央的退让妥协过程中得寸进尺，个人野心急速膨胀，把中央的顾全大局当成势弱可欺，最后居然产生了挟持中央的恐怖念头，把党中央和红军推至险些分裂的风口浪尖。最后中共中央为避免内部的武力冲突，率一方面军主力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在分道扬镳之后召开俄界会议，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但给挽救张国焘本人和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北上留下足够的转圜余地。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奉党中央命令组建成红二方面军。得知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后，红二方面军领导高度警惕，同时又富有斗争策略地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孤立张国焘的分裂主张，最后才团结争取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通过四川境内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次考验，中国共产党内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逐渐形成。毛泽东在处理这次危机时特别是四川境内召开的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深深地折服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使他逐渐成长为领导集体的核心。正是在四川境内成功应对这次建党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危机的斗争实践中，党和各路红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经受住严峻的挑战而得以不断锤炼升华。此后，红军全体将士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四川，特别是四川民族地区，极度艰难的处境考验沉淀出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红军长征在撤出根据地之后，基本处于无后方供给的流动作战状态，各种物资、钱粮乃至人员的给养、补充异常困难。由于敌人的威胁控制和欺骗宣传，沿途百姓尤其是民族地区的许多群众刚开始对党和红军抱有很深的误解和敌意。然而，红军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军队的本色，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从而打心底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进入四川后，生存的考验愈加严峻，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来回转战，红二、四方面军后又在此会师北上，沿途可以筹集的粮食、野菜消耗殆尽，红军战士宁可忍冻挨饿，甚至牺牲性命，也绝不仗兵行掠。

红军钢铁般的纪律从内心深处震撼了沿途百姓，也赢得了他们的衷心爱戴和支持。红军途经四川各地尽管大多人烟稀少、物产匮乏，但群众包括少数民族群众仍竭尽所能地支援红军，并踊跃参加红军。在政教合一的藏区，曾多次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汉族官兵兵戎相见的活佛喇嘛，却用佛门最虔诚的礼仪，列队、鸣号、击鼓来恭迎红军的到来。四川各族人民为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四川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达45000多人，遥居各省之首。四川各族人民还为红军提供了数量巨大的粮草、物资。在征战藏区的16个月中，藏区各族人民就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各族民众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理队、洗浆队等，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协助架桥、修路、造船，给红军当向导、翻译，救护运送和安置红军伤病员。

在四川，党和红军与各族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得到生动体现，完美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如果把长征精神的铸就比做一柄锋利宝剑的铸造，那么三大主力红军在四川的历程就好比是淬火这道最为关键的工序了。（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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