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州：全面推行“村主干职业化管理”开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2014年以来，福建省漳州市立足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全面从严治党这条主线，在全市启动了“村主干职业化管理”制度设计与改革实践，着力实现将村民自治纳入党的框架内来领导、将村主干岗位纳入干部体制内来管理、将村主干待遇纳入财政预算内来保障、将村主干权力纳入制度笼子里来监督，形成了创新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漳州模式”，有力提升了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这项改革创新，多次得到莅临漳州调研的中组部和省委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一、背景

村级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的“神经末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党的建设现状，就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强调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努力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近年来，漳州市委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党的领导作用弱化。一些地方的村“两委”班子不团结，各自为政，甚至有的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主任有权就任性，揽权独大，造成队伍内耗严重、村级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大打折扣，难以驾驭全局；部分村宗族、宗派、黑恶势力干扰破坏村级事务和村级选举，使村民自治在现实中异化为“乡村隔阂”、“村官自治”，陷入有选举无“村治”、有“官治”无“民治”的怪圈。又比如，村干部队伍战斗力不强。农村优秀人才多数外出务工创业，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多数不愿回农村发展，部分村级组织“后继乏人”，只能“矮子里面挑高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管理更严了，约束更紧了，一些村干部出现不作为现象。再比如，腐败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村干部侵占瓜分集体资源、冒领惠农支农补贴、截留征迁赔偿款、违法占地建设等问题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小官巨腐”现象。这些问题严重侵害了群众切身利益，给每一届的村级组织换届都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也危及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漳州市主动适应从严治党的新常态，强化问题导向，致力改革创新，从抓好村级带头人队伍着手，在“四个纳入”制度设计层面上探索全面推行村主干职业化管理、强化农村基层党建这一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二、做法

1.改革治理体制，将村民自治纳入党的框架内来领导。为改变有些地方村民自治“去党化”倾向，漳州市委注重改革基层治理体制。一是打破“越俎代庖”的治理模式，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市各地从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入手，理顺村党组织与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关系，推进村级党组织书记参选兼任村监委会主任和党员参选担任村民代表。对个别长期受宗族、宗派势力干扰的村，探索将村级党组织改为乡镇党委派驻的村级党工委，将符合条件的村级党支部升格为村级党委或党总支，将党支部建在产业、行业上。全市新成立村级党工委8个，按照产业、行业等划分党支部的村级党委（总支）10个，避免了“小马拉大车”现象。同时，采取“支部搭台、群众唱戏”等联系服务群众的新形式，强化党组织对农民合作社、村级老人协会、宗亲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统一领导。二是打破“放任自流”的选举模式，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加强对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领导，对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或当选者，运用户代表表决通过的《村民自治章程》规定予以否决。实行“一村一策”，慎选民主选举模式。对班子薄弱、确实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村，采取“先调整后选举”；对班子不协调的村，采取“先处理再换届”；对软弱涣散村，采取“先整顿再换届”；对长期停滞不前的村，下派县乡干部到村任党组织书记87名、任第一书记247名，探索推进9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跨村异地任职等。三是打破“乡村隔阂”的管控模式，强化党组织的分类施治责任。强化县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建立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机制。市委专门出台配齐配强班子、规范民主管理、专项重点整顿等“八条硬措施”，推动2014年倒排确定的175个村（社区）党组织全部转化。每年确定一批村财薄弱村作为帮扶重点村，出台了土地、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实行领导和部门挂钩帮扶责任制，近两年来推动了全市122个首批重点扶持村由村财零经营性收入提高到平均5.16万元，致力解决村级组织“无钱办事”问题。

2.优化管控机制，将村主干岗位纳入干部体制内来管理。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村一级，着力解决村干部难选、难留、难管和难有作为问题。一是破解滥竽充数格局，实现班子成员精干化。将过去“以村人口数为依据”变为“以常住人口数和工作量为依据”来确定村“两委”职数，村“两委”成员总数比上届下降6.51%，交叉任职达15.37%，实现职数精简、班子优化、薪酬提升。二是破解失之于宽僵局，实现目标管理规范化。选前，全面推行“两定三诺”制度，指导各村科学制定任期目标、村民自治章程，引导参选对象开展纪律承诺、竞职承诺、辞职承诺；选后，对村“两委”进行设岗定责，通过树规立矩、规范履职，给村干部安上“紧箍咒”，做到上任有目标、履职有承诺、违诺需辞职。三是破解人才匮乏窘局，实现干部培养常态化。参照事业干部待遇，公开招聘回乡大学毕业生为村级全职文员，解决目前村级文书人才匮乏和后备干部断层问题。平和县2015年率先招聘首批20名村级全职文员。采取创设干部培养平台、疏通干部交流渠道等措施，让广大村干部有干头、有奔头。如优秀村主干实行“三给”政策，即经公开考录给“干部身份”，考试和考核相结合单列招聘给“政策倾斜”，选拔担任乡镇兼职党委委员给“政治待遇”。

3.创新激励机制，将村主干待遇纳入财政预算内来保障。注重完善经费保障和考核激励机制，推动村主干岗位主业化。一是实行强村与弱村统筹，运转经费不搞平均化。2015年市本级财政新增专项资金4963万元，县级财政按市县3:7比例落实配套资金2亿元，将全市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统一提高到村均每年10万元。根据各村实际，实行分档核拨。将经费拨付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情况相挂钩，实行以奖代补，消除等靠要思想。二是实行薪酬与绩效捆绑，经济待遇不撒胡椒面。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倍标准，将全市现任村主干基本报酬提高到人均每月1800元（“一肩挑”的2000元）、大村和重点村2500元。鼓励村主干以外的村“两委”成员兼任团、兵、妇等配套组织负责人和农村“六大员”，按照村主干基本报酬的60%左右标准统筹确定，实现全市村干部报酬翻番。强化考核激励，以基本报酬10%-30%比例设立绩效奖金，年终根据履职考评结果分等次核发，打破平均主义。三是实行福利与表现挂钩，在岗离任不挫积极性。按每人每年保费3000元的标准，为现任村主干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采取“先缴后补”的办法，由个人先缴费，年底考核称职后再发放补助。同时，对以前正常离任退休村主干，2015年和2016年补贴标准分别为人均每月不少于400元、500元，按任职年限、受表彰级别等情况划档发放。

4.完善约束机制，将村主干权力纳入制度笼子里来监督。对规范村务运作、强化村务监督、严格“三资”管理等都做出了硬性规定，推动乡村和谐善治。一是管好议事决策“板子”，避免“一言堂”。健全村党组织“三会一课”、专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生活制度，建立村“两委”坐班值班、周工作例会、代办服务等日常规章制度，建立农村党群联席会议制，规范农村民主议事决策程序，有效防止村主干“乱拍板”。如，长泰县岩溪镇珪前村以“民推、民设、民建”的村务议事决策形式，2015年投入资金1046万元，实施了28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二是扎紧村务监督“笼子”，晒出“明白账”。大力推进“六要工作法”，引导各村监委会通过列席村“两委”会议，对重大事项决策和主要村务活动、财务收支实施全程监督，结果及时或定期公开。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各村集体工程招投标、资源资产承包经营等重大事项，都必须提前向乡镇党委政府报告，再根据程序进行票决。实行财务审批由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主任、村监委会主任“会签制”，做到相互制约、堵塞漏洞。三是堵住为官不为“口子”，提振“精气神”。加强乡镇村集体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招投标监管服务和经济合同审核服务等“三个中心”建设，强化对村集体“三资”和村民小组财务的管理监督，推动100%村实现“村财镇管县督、组财村管镇督、钱账管用分离”。建立村公章使用审批管理制度，有效堵住漏洞。实行村主干述职考评问责制，倒逼村干部恪尽职守、整治慵懒散奢乱象。全市共有25名原村主干因考评不合格，在村级换届时被取消参选资格。立足抓乡促村，强化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乡镇干部分片包村、走村入户、一线服务制度，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成效

1.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实行村主干职业化管理之后，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进。比如，推进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由村副书记或支委）参选兼任村监委会主任、45.9%党员参选担任村民代表，有效地破解了少数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和村监委会“两张皮”、“三驾马车”，以及村委会凌驾于党支部之上等问题；改变村党组织书记“就地取材”和村党组织设置的的传统模式，既强化了村党组织统筹协调能力，又有效破解宗族、宗派和黑恶势力的干扰问题；落实抓乡促村的主体责任，乡镇党委对村级的管控力度明显加强，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比如，2015年全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成功率达100%，其中村党组织、村委会换届选举一次性成功率分别占98.41%、92.47%，创历史最佳；群众来信来访量大幅度降低，举报村干部信访件比上届减少34.34%，仅发生1起群体性上访，比上届减少83.33%。

2.解决了村级干部的后顾之忧。随着政府财政对村级组织运转保障力度的加大，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村“两委”成员尤其是村主干报酬标准、离任村主干生活补贴的普遍提高，村主干的“养老问题”得到有效保障，村干部的政治待遇也相应明显提高，全市村级干部队伍趋于稳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目前，全市已有96名优秀村主干通过公开考录成为乡镇公职人员。其中，龙海市还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形式，从任职20年以上、年龄45岁以上的村（社区）主干中招聘10名作为乡镇事业工勤人员。通过系列激励措施，村干部的组织归属感和经济获得感明显增强，不再认为自己是“体制外的杂牌军”，从内生动力上真正激发了工作积极性。

3.规范了村级组织日常运转机制。根据实践探索，推出一系列村务日常运转机制创新，以及强化村级班子成员履职考核评议问责制等举措，真正实现了把村主干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实现了村主干岗位职责的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既有力促进了村级党务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又有效纠正了村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大大减少了发生在群众身边“零距离腐败”现象。

4.维护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抓党建、促发展”意识增强，农村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201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预计670亿元，比增4%；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13896元，比增9.5 %。市委出台了三年内打赢脱贫攻坚仗的“十条措施”，全市 183个贫困村实现下派第一书记全覆盖，精准扶贫工作有声有色。“百村富美乡村创建、百村环境整治”行动有序推进，带动建成一批“百姓富裕、生态优美、文化先进”的富美乡村。同时，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化解得到加强，全市受理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6%；平安创建活动持续深化，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快完善，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四、启示

漳州市全面推行“村主干职业化管理”，是新常态下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体制突围与机制突破，对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职业化管理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建的有益探索。漳州市牢牢抓住“村主干”这个农村工作的带头人，探索走出一条新常态下以“四个纳入”为基本框架，以村主干带动村干部队伍为主要脉络的职业化管理之路。实践证明，它既抓住了推进农村治理、农村发展这些“关键少数”（即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又将其岗位设置为“职业化”，使之类似 “规范化”又高于“规范化”，实现履职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解决的不仅仅是工作随意、无章可循等“不规范”问题，更注重解决深层次的、内在的“与职业不相匹配”问题，如将村干部岗位作为“主业”而不是“副业”。针对村干部本质上仍然是“农民”身份等现状，改革的方向是立足村主干的职业特点、规律和使命，将“体制外”变成“体制内”的人来管理，让他们更好扮演好职业角色、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好组织愿景。针对“职业化”本身是一种量变的过程，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如今后村主干逐步实现异地任职等，经过不断的摸索创新，潜移默化改革，必将引发顶层设计全面落实，推动完善乡村治理这一根本性问题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这一实质性问题的妥善解决，确保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得到切实巩固。

2．系统谋划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建的重要方法。漳州市全面推行“村主干职业化管理”，历经两轮试点和一年半实践，先后出台了村主干职业化管理“十条意见”和《实施办法》（共十四章62条），对农村基层党建的人、财、物、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谋划设计，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突出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比如，在横向方面，我们既考虑了现任村主干、村干部的管理，又考虑了离任村主干、后备村干部的保障等；纵向方面，既考虑了村级组织之间关系、村干部与群众关系，又考虑了乡镇党委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要素方面，既考虑了村级组织日常管理与监督，又考虑了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实践证明，用系统的思维统筹考虑农村党建，妥善处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是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的有效方法。

3．法治思维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建的根本方向。全面依法治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必由之路。漳州市在推进村主干职业化管理过程中，注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引导村民履行义务，规范村主干行使权力，推动农村治理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比如，在基层探索上，漳州各地都在推行的《村民自治章程》，就是农村基层群众自发的“乡规民约”作为“小宪法”在农村的生动实践。在市级层面上，市级党委指导、规划农村基层党建，法治是根本途径。从漳州市委的《意见》、《实施办法》，到各县（市、区）委的《实施细则》，这些“法”对于治理、规范、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发挥着根本性的保障作用，有效规避了队伍变化、焦点转化、村域差异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在顶层设计上，由于当前涉及村级组织建设的党内法规和法律，如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因有些多年未修编，已跟不上农村的变化变革，对于新常态下衍生出来的系列问题、重要课题已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和依据，这给基层探索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制约，需要顶层设计在更高层面、更高站位上进行系统谋划、统筹考虑，及时解决基层探索和地方政策无法涉及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