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思路”和“答题方法”

写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平和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会面前的严峻任务，而加强党委会的工作则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障。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10天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从西柏坡前往北平（北京）。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这个“进京赶考”，这个“希望考个好成绩”的“考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会。《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会的“备考思路”和“答题方法”。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的根本原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进京赶考”，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考好经济建设、民族复兴和长期执政三大“考试”。

如何考好经济建设的考试

写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这是党的工作重心的一次伟大转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开宗明义提出：“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当时反动势力叫嚣“共产党打仗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是80分，而管经济恐怕要得0分”。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平和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会面前的严峻任务，而加强党委会的工作则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障。

“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有清晰明确的意识。因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到底学什么呢？《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是没有细说的，但这个文件之所以重要，就是它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它讲的不是学习什么而是如何学习。比如第四条特别强调了学习的态度：“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第五条强调的是工作方法其实也是学习方法，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等。

如何考好民族复兴的考试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一条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其中的组织结构是很清晰的，通过党委书记作为“班长”组织团结党委会“一班人”，通过党委会“一班人”组织团结千百万人，由此通过党的内部结构作为示范，将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将整个中国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旧中国总是被动挨打，从社会结构上来说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社会是“一盘散沙”——旧中国并非就完全没有经济力量，但是无法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所以自相争斗，任人宰割。在小农社会里如何“唤起民众”，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总理遗嘱”的核心内容；在小农社会里历来“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如何打通基层到中央的“中梗阻”，是几千年来的历史困境；在小农社会里如何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更是马克思提到的世界级难题。马克思认为，农民就像口袋里的一个一个的马铃薯，他们相互分散、彼此孤立，即使是“装在一个口袋里”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毛泽东说：“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只在上层执政的政党，而是贯穿整个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

所以在中国，实现孙中山遗嘱的是中国共产党；打破历史困境的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世界难题的是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着眼农村，重建基层，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到最基层到最边远、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到精神最深入最全面的再组织。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组织结构为示范和基层骨干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中国就不可能独立，独立后的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无从谈起。

如何考好长期执政的考试

做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根本上在于党的领导和组织。但并不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就可以了，组织更是需要有内容。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需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内容。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否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又一张考卷。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之际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四天。这篇文章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之一。1944年3月20日，在第二天刊发的郭沫若文章之前，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所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有针对性有根据地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个可以类比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自身状态；“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这个可以类比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外部形势；所以毛泽东明白地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十一条中，明确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将“力戒骄傲”之锋芒直指领导干部甚至毛泽东本人，足见毛泽东对长期执政的艰巨性的清醒认识。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面临着如何做好经济建设、民族复兴和长期执政的三大“考试”。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的根本原因。在西柏坡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与大家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对于工作方法的规矩，我们也应该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首先做一个认认真真地对照，然后再做一个认认真真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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