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不脱贫  我便不回京（扶贫手记）

　　去年7月，我从北京来到大库土村，是青海第一个到岗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从最初的无所适从，到现在的有条不紊，从乡亲们眼中北京来的“领导”，到大库土村的“施书记”，我被他们接纳、认可的同时，也倍感责任艰巨，因为，我们村才刚刚走上脱贫路。

　　进村，这里的艰苦超出我的想象

　　俯瞰高原，沟壑纵横的大地上是绵延起伏的荒山。飞机落地之后，我直接去了村里。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行驶，海拔随之攀升，我的后脑勺开始发麻。车窗外，农作物在强烈的紫外线下耷拉着干瘪的脑袋。

　　大库土村海拔近3000米，隶属海东市民和县，全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是典型的贫困村。全村358人均为回族，由于村“两委”长期没有办公地点，村里有啥事儿，就到清真寺里说一说。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也有14年的基层工作经历，知道农村的艰苦，但这里的艰苦竟超出了我的想象。村里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全靠种植玉米和洋芋，虽然他们一头扎进山坳里，早出晚归，但恶劣的环境经常让他们难保收成。

　　一次次的走访，让我体会到村民们致富愿望的强烈，但囿于自身文化素质低、信息封闭，外出打工异常困难，又苦于缺少致富项目和资金等条件，自身“造血”也艰难。加之“天价”彩礼、重大疾病等，使得多数村民债台高筑。

　　那些日子，每天夜里我的脑海中满是村民们被贫穷压弯了腰的背影。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打电话询问我的生活、工作情况，我说，大库土真是苦，但群众不脱贫，我便不回京。

　　驻村，要赢得信任必须解决好问题

　　“施书记说要解决我们的实际困难。”

　　“也就是说说，人家从北京来是体验生活的。”

　　初到村里，乡亲们对我持怀疑态度。要赢得大家信任，必须解决好实际困难。我修缮废弃多年的几间房子，作为村“两委”办公场所，组织村两委成员讨论，听取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制定了大库土村“三年规划”，并把2015—2016年“十件实事”和24项具体工作贴于我办公室的墙上。我还指导村民成立了大库土村脱贫致富“合作社”，建立了“互助组”，细化分解、明确时间、责任到人。

　　这里山大沟深，晚上村里漆黑一片。为此，我在清真寺和主要路口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照亮了全村；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我争取项目资金26万元，硬化了2.5公里村社道路。此外，为25户贫困户12名学龄儿童找到公益帮扶，每年资助每个孩子900元以上生活费；为村联办排子山小学争取社会帮扶……

　　当为贫困户马海买争取来“家庭小牧场”项目资金2.5万元和价值3.6万元的一台现代化农机具时，他握着我的手，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74岁的冶占林常年抱病，儿子远在格尔木打工，我在给他争取补贴的同时，也在为他儿子回家发展致富项目而奔走。老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施书记不把咱当外人。”

　　富村，尽我所能让全村人民都小康

　　驻村将满一年，工作刚刚起步。要脱贫必须激发贫困群众的信心和决心，也就是要有“内生动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让他们找准适合自己的脱贫致富路。

　　结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我提出了“打工脱贫、项目致富”两步走的致富思路。先鼓励村民“走出去”，通过打工积累资金和经验；有了积累以后再发展合适的项目致富奔小康。按照这个思路，村里制定了《鼓励村民外出打工六条措施》，组织了外出务工专门培训。我还和村干部一起，通过不同渠道掌握就业信息，帮助村民联系适合的就业岗位。目前已安排外出务工22人。冶永虎，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在我刚到村里时，他竟然在家放羊。后来，帮他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找到了工作。“发工资了，7000多块啊！”第一个月发工资时，他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报喜”。

　　为实现提前两年脱贫的工作目标，青海省启动了包括“移民搬迁”在内的“八个一批”行动计划，大库土是县里的首批“移民搬迁”试点村。目前，新村选址已经基本完成，而我也从北京高校请来专家调研，准备研发绿色装配式农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如今，乡亲们有事儿没事儿都爱到我的办公室里“喧一会儿”。在路上碰到，都会热情地向我问候一句“赛俩目”（问候语）。“有啥困难找施书记”，这是乡亲们对我的信任，我将把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转化为责任与使命，尽我所能，和他们一起奔小康。

　　（本报记者 王锦涛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6年07月26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