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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股道上跑的车

王充闾

2016年06月24日11:1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少帅奉劝溥仪脱去皇袍,辞掉老臣,真正做个平民,却是完全出于一片至诚;而且,这一识见也是绝对的高明。对于溥仪,少帅可说是仁至义尽。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本人已经是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之际,仍然不忘拉扯已经泥足深陷的溥仪。

叙写张学良的朋侪故旧、社会交往,有一个人需要缀上一笔,那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因为从张学良对于溥仪的殷殷垂注,特别是为这位前朝废帝所设计的人生道路中,可以洞见其人格、品性和卓绝的识见。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溥仪逐出紫禁城。当带兵进宫的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问他“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时,他爽快地回答:“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但后来的实践表明,他的这种表态,根本不是真心话。他的真实打算,却是“重新坐在失掉的宝座上”。

当时,他的社交圈子很广,皇族、戚属之外,面对的主要是三种人:一是前清的遗老,所谓“辫子帮”;二是走马灯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政客;三是阴险狡诈、虎视眈眈、居心叵测的东邻野心家。角色不同,心性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利用这个政治玩偶,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中,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既没有政治野心,也根本没有想在溥仪身上打什么主意;只是出于友朋之间的真诚愿望,甚至是年轻人热心、好胜的习性,善意地为溥仪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他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与溥仪,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中叶,那时张学良不过二十五六岁,溥仪也刚过20岁。他们相会于天津日本租界地宫岛街的张园,那里是溥仪的所谓“行在”办事处;在其他场合也见过面,应该说,交往较多。有人统计,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张学良,多达20处。

1990年夏天,张学良在同日本广播协会电台记者交谈中,提到了早年他与溥仪会面时的一席话:“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见我。我劝他把袍子脱掉,把身边那些老臣辞掉,你这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我劝他,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你作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有你的份。你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少帅出言十分峻刻,一针见血,态度却是非常坦诚的。只是由于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当然,这一切劝阻、一切忠告,对于溥仪来说,就全都成了“东风之于马耳”,说了等于没说。

与少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父亲老帅。老帅曾经巴结过这位退位皇帝,叩过头,送过两棵高价的东北人参。此前,溥仪选立“皇后”时,老帅曾主动要把女儿献上,只是由于“满汉不能通婚”的清宫祖制所限,才算作罢。这一代枭雄外壳是“忠君”,而内核却是利己——深知问鼎中原,还需利用“宣统”这块招牌。特别是老帅早就把满蒙地区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要提高在这一广袤地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清朝帝室与蒙古王公的特殊历史背景,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当然,以复辟为职志的末代皇帝,也看中了这个“东北王”的政治地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交相倚重,互为利用,这原本是他们之间的本质特征。

而少帅奉劝溥仪脱去皇袍,辞掉老臣,真正做个平民,却是完全出于一片至诚;而且,这一识见也是绝对的高明。对于溥仪,少帅可说是仁至义尽。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本人已经是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之际,仍然不忘拉扯已经泥足深陷的溥仪。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说日军在满洲的行动,仅为反对张学良,而对满洲毫无领土野心,并愿意帮助宣统皇帝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溥仪倾向于接受。张学良闻讯,于6日晚,派人往其驻地静园送了一筐水果,里面潜藏着两枚炸弹,意在警告溥仪,祸患临头,让他清醒过来。翌年7月,溥仪任伪满执政四个月后,张学良又通过他的胞弟溥杰,再一次进行规劝。溥杰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暑假我从日本回国了一次,张少帅大概也得知了我回国的消息,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的信。记得信的大意是:日本人歹毒异常,残暴无比,我们父子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长,领教够了。他们对中国人视同奴仆,随意宰割。你要警惕他们,并要劝诫你哥哥,让他同日本人脱掉干系,悬崖勒马。可惜,我当时为了同溥仪一道恢复满清王朝,对张少帅这些忠言,根本听不进去,真是一桩终生憾事。”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当日溥仪能够听进去这番坦诚的劝诫,并能笃信躬行,那么,他就不会背上“汉奸”“战犯”的恶名,而远离那根历史的耻辱柱了。

除了少帅,可以说,溥仪身边的一切亲朋故旧,再没有人这样劝过他。那些遗老旧臣、皇亲国戚,还有军阀政客,用他后来的话说,身旁正有“一群蝇子”,整天嗡嗡营营地,吵得一塌糊涂。他的父亲载沣,头脑昏聩,未谙覆车之鉴,可说是见不及此;而更多的人,则是从个人私利出发,把这个末代皇帝居为“奇货”,当作实现种种目的的政治工具。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有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表面上,这些人期待复辟的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各怀心腹事”,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以罗振玉为首的“出洋派”,主张“立刻出洋”,日本也好,欧洲也好,他们想拉着这个末代皇帝,投靠到洋主子的卵翼之下,通过垄断居奇,收获各自的私利。而以帝师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那些王公、旧臣、帝师、翰林们,则是惦记着这些名头,这些高位,使已经丧失了的重新回到手中。而就溥仪个人来说,复辟复位,是所至望;但他并不愿意重新回到紫禁城去,以免在那里遭限制、受约束;他的目标是“依他列强,复我皇位”。这样,他从北府出来,一头就扎进了日本使馆,实际上,从此也就投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怀抱,开始踏进罪恶与死亡的深渊。他却醉生梦死,酣然不觉。

他从蒋介石与张氏父子的发迹史中,得到一个重大启发:“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自己出洋更有必要。”于是,而有派其胞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到日本去学陆军之举。

与此同时,溥仪更是一步步地向日本军阀靠近。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子承父业、执政东北,特别是宣布“易帜”、服膺中国统一大业的张学良,看作是他们分裂中国、吞并满蒙、建立“满蒙帝国”的最大障碍,由过去的百般拉拢,而变为切齿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受其影响,溥仪对于张学良的态度也随之而改变。他既不愿意张学良当“东北王”,更对南北统一持强烈反对态度,因为这不利于他实现复辟大计。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刊授党校顾问。先后担任过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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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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