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觉 实践自觉 价值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更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充分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现实需要和深刻内容，对于准确把握精髓要义、深入推进贯彻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五大发展理念”是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我国发展现实需要而提出的重大观念变革，树立了引领大国治理的思想旗帜，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动力、对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果、智慧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理论自觉、思想高地。90多年的历史实践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的理论自觉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自信是党的独特优势。在每一个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总能在各种思潮激荡、不同观点的竞逐中，以其对历史方位的敏锐把握、对国情的精准定位、对大势的深刻洞察、对挑战的透彻分析，及时为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廓清迷思、指引方向，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推动国家不断走向繁荣富强，引领人民不断奔向幸福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新样态、新阶段作出新概括。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新的历史起点，我国改革发展事业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把人民群众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感、对政治参与的主体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标越接近，人民期待感越强；成就越显著，人民期望值越高。而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等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对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五大发展理念”应时而生，因势而立，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其次，“五大发展理念”是为推动解决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而提出的重大实践坐标，确立了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南，体现了我们党勇于正视问题回应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正在进入新的时代语境。从外部环境看，随着走向崛起，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麻烦多发期”。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必须担负更多的责任，要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中国方案、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必然触动一些国家的利益和权力，给现有国际体系和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引起西方乃至周边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如何提升国际治理能力，有效化解各种外部风险，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而言，又是前所未有的。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成长的烦恼”。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新思路、新办法、新招数；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进一步向前走，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全局与部门的关系，继续推进改革的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对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要求之高前所未有；转型中国、转型社会、转型体制给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新课题，对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对自身团结能力、引领社会能力、凝聚共识能力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我们党面对新的大考，党的政治生态亟待改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战略布局就是针对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不回避矛盾、敢于担当的精神。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每个理念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但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长快而不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矛盾仍很突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而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中国对进口的原材料和出口的制成品缺少定价权，更缺少对国际贸易、全球治理等规则、制度的定制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高，但仍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社会矛盾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少“短板”要补。“五大发展理念”互为一体、协同发力，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标志着我们党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整体性全面性能力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第三，“五大发展理念”是回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贯穿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体现了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价值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选择“社会主义新纪元”区别于旧社会的“基本思想”时，重申了《共产党宣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观点，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重任，说到底，承载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在“五大发展理念”中，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各级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动“自己的奶酪”，从制度层面为增强社会活力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汇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显示的智慧、所进行的创造、所发挥的作用，把人民的意愿、诉求、智慧、创造和作用汇聚到“五大发展理念”实践和落实中。要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实现协调发展，就需要将全面的人、全体的人民作为发展的坐标系和出发点；要实现绿色发展，就需要真正地将自然界当作“人的无机身体”而“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要实现开放发展，就必须把人类看作命运共同体，以和为贵、以义为先，改变你争我夺的冷战思维、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要实现共享发展，应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以物为本的，而是以人为本的，是涵盖了全体人民、具体到每个个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每一个“理念”的起点和落点都着眼于人民幸福，为人民美好生活铺路搭桥。“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利益为标准来谋篇布局，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擘画“路线图”，深刻体现了高度的价值自觉和价值旨归。

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英格尔斯效应”揭示，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人民是现代人，其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其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结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家。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新实践中，人民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党员领导干部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少数”。“关键少数”与根本动力共同发力，同心同行，我们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准确把握“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根源，才能更好地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重大深远意义，才能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更好地团结凝聚力量、破解发展难题，才能更好地推动发展、促进和谐，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作者何忠国系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室主任，哲学博士；慕振东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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