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忠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988年，摆在时任山东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孔繁森面前的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山东省在选派援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准备让他再次到西藏工作。10年前，他已经到西藏岗巴县干了3年。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不能够把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党性坚强，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将自己的利益、愿望与党的利益和愿望融会在一起，把党员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就是要求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做“两面人”；就是要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与命令，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朱德：共产党员都听党中央的

1938年7月，八路军129师344旅经过山西阳城以北町店战役后，在端氏镇进行学习整训。旅长徐海东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学习，旅长一职空缺。

344旅687团团长田守尧是红25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德总司令考虑由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并找其谈了话，让其代理344旅旅长职务，仍兼687团团长，等候八路军总部任命。之后，朱德打电报到八路军总部并延安，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同意由田守尧代理344旅旅长，回电说要另派人前来任职。

黄克诚向朱德建议，再给延安和总部拍一份电报，说明详细情况，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田代理旅长不好再变了，否则会影响情绪和今后的工作。朱德不以为然，认为关系不大，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后来八路军总部从343旅调杨得志来任344旅代旅长。田守尧有点闹情绪，旅部为徐海东送行举行的聚餐会他也不参加。朱总司令见田守尧闹情绪，便对黄克诚说：“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黄克诚召集344旅党委会，朱德也参加了。

会议开始后，谁也不开口说话，沉默了好长时间。身为旅政治委员兼旅党委书记的黄克诚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了批评。但黄克诚当时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对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黄克诚发言之后，朱德就发火了，站起来指着344旅党委成员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朱德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最后说道，“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陈云：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对党忠诚老实

1940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基于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写了《党员对党要忠实》的文章。这是一篇论述如何保持党的纯洁、划定党员忠诚底线的重要文献。陈云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

当年陈云之所以格外关注党员对党的忠实问题，除了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问题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深刻影响，还因为他看到了忠实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忠实问题关系到党员的党性修养，必须更明确地强调，党员对党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能敷衍组织，更不能欺骗组织。

陈云同高岗在东北共事多年。高岗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主持编制五年计划，陈云不仅在工作上注意配合，而且对高岗一直是尊重的。但是，当他发现高岗在私底下进行串联后，便义无反顾地加以揭露。对这件事，陈云作了这样的叙述：“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195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

陈云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党的原则是立党之经、护党之法。党的原则是严肃的和不可违背的。党员中间也有朋友之间的情与义，但其情其义都应服从于党的原则。如果只讲个人之间的情义，而不顾甚至违背党的原则与党的利益，对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也不去揭露和批评，明明是真理性的东西也不敢去追求和坚持，那么党内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失去统一团结的正确基础，党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先进的组织，而会变成“哥老会”一类的江湖帮派。

徐海东：一切为了革命事业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为了革命的胜利，徐海东家族牺牲了70多人。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933年2月下旬，徐海东任红25军副军长并兼任74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徐海东的位置主要还是在师里。这期间，因为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路线，徐海东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来到陕甘苏区，实现了与红15军团的胜利会师。11月，天气转冷，刚在陕北落脚的中央红军给养困难。毛泽东派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杨至成找徐海东帮忙借款。而这时的红15军团，本身也很困难。徐海东得知中央红军给养困难的情况后，毫不犹豫地从15军团仅有的7000块大洋中拿出5000块送交中央。之后，徐海东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动员部队把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药品、布匹等送给中央红军。多年以后，徐海东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

孔繁森：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1988年，摆在时任山东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孔繁森面前的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山东省在选派援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准备让他再次到西藏工作。10年前，他已经到西藏岗巴县干了3年。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他并不是没有困难，母亲年迈，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临行前，他与母亲告别，母亲问他：“不去不行吗？”他回答母亲：“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说到这里，他不由得跪下来，流着泪给母亲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

在西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期间，每次下乡，孔繁森都要带些钱给生活困难的乡亲，而自己经常吃榨菜拌饭。他还在地震灾区收养了3个藏族孤儿。1992年，孔繁森第二次援藏工作期满后，又被任命为西藏阿里地委书记。为了阿里的发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区106个乡的98个乡。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工作途中，不幸发生车祸殉职时，他的公文包里装的是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对党忠诚，服从大局，维护团结，是共产党员最根本的政治品质，是党性的基本要求。“对党忠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是每位共产党员入党时在党旗下的誓言。共产党员锤炼党性，更要学习党性坚强的典范，践行自己的誓言，做到与党同心同德，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对党忠诚、为党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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