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组织，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刚站住脚、战斗环境紧张而艰险的时刻，仍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调中央工作，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邓小平坚持约两个月向中央写一次书面报告。

党纪体现党性，党纪是广大党员践行党性的重要保证。严明的党纪从何而来？广大党员为什么能够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党以及广大党员所特有的坚强党性。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严明的党纪和坚强的党性相互促进、共生共长。一个党员有了坚强的党性，就能够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就能进一步增强党性。反之，一个党员如果党性不强，就必然会在实践中违反党纪；一个党员之所以受到党纪处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性不强。因此，任弼时指出，“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毛泽东：遵守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

在井冈山、瑞金时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毛泽东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当时，党的六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地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地执行。作为共产党员，毛泽东每次都能做到服从组织决定。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尊重集体决定，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表示“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就回来”。与此同时，他通过组织程序，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说服教育了一部分受“左”倾错误影响的同志。后来，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1935年3月10日，在长征途中，林彪发急电给军委，提出消灭驻守打鼓新场一个师的滇军的建议。朱德认为建议可行，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建议立即召集军委会议，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在张闻天主持召开的20余人参加的会议上，由于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焦虑万分，眼看已经伤亡重大的红军又要展开攻坚战，就算胜利了对红军来说也是雪上加霜，因为红军紧接着还要打更大的硬仗，这怎么得了。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连夜设法说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于3月11日开会重新研究决定，集中全力打击周浑元部以实现战略目标。

周恩来：请示报告，没有例外

在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周恩来堪称模范。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从不搞小圈子、小团体，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严守党的工作纪律，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从不超越权限办事。在国外参加会议或访问，每天不管多晚，他都要向中央报告请示。

1954年初，周恩来到莫斯科，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周恩来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

据跟随周恩来做翻译的师哲回忆：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恩来。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周恩来饮酒过量，加之赫鲁晓夫等人同周恩来拥抱、旋转，使其疲劳过度而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手足无措。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涨。他接着就问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涨，不清醒了。”

师哲回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点半，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总理。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周恩来启程回国。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恩来率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再次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师哲他们到机场迎接他时，周恩来对师哲说，他向主席做了汇报，承认了错误。毛泽东则笑着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起初师哲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想了一下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邓小平：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

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项重要的政治组织制度。写报告，是领导干部的经常性工作之一，是总结经验的好方法，也是上级了解下级工作情况的重要途径。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除向中央作临时的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向军委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主要是战争因素），《指示》还规定，“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在这方面，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刚站住脚、战斗环境紧张而艰险的时刻，仍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曾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作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作了几次很好的报告。”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调中央工作，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邓小平坚持约两个月向中央写一次书面报告。

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大都只有一两千字，语言精炼朴实，干净利落，有话则长，无事则短。如他在西南工作期间，1951年给中央的五、六两个月的综合报告，谈了土改、镇反、党内思想工作、经济工作、干部培养五个方面的问题，全文共2200字，最少的一个方面仅百余字。1951年七、八两个月的综合报告也是谈了五方面问题，仅1100字，最少的一个方面只有几十字，以“我们在工作中最感困难的是干部问题，主要是领导骨干问题，这是我们本身一时难于解决的”一句就概括完毕。对于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写报告的赞赏。在他对邓小平报告的批示中，经常有“此报很好”“内容极好”“极可宝贵”之类的赞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遵守规矩，严守纪律，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时刻保持坚强的党性原则，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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