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

忠贞爱国的屈原被楚怀王流放后，写《离骚》以展现一片爱国的赤子之诚。无论在祖国受到多大的委屈，无论外邦有多大的诱惑力，他也不离开自己的祖国。屈原是中华民族一面爱国的旗帜。

中华文化追求人自身的高境界，注重自身的良知、良心的修养与陶冶，即注重信仰精神的维护与锤炼；注重担当精神、责任意识的树立与充实；注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思想的真诚与提升。概而言之，中华民族追求人性善良的本真，即“良知、良心”。这才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高境界和真正的信仰。中华民族最高的追求是精神境界的追求，但有别于宗教。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巫术、原始宗教，但中华民族是高智慧的民族，实事求是。荀子在《解蔽》篇中讲了一个破除迷信的故事：夏首之南有个人叫涓蜀梁，为人愚昧又特胆小，他在有月亮的夜晚走路，一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为是趴在地上的鬼；仰脸看看自己的头发，以为是站着的鬼。他回身就跑，跑到家断气而死。荀子认为此类愚妄之人真是可悲的。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载，西门豹为邺令，见地方土豪劣绅以“为河伯娶妇”为由，广敛钱财，人民苦不堪言。于是，西门豹带着兵丁坐在河边说，今年这个姑娘长得不怎么好，等几天送个更好看的。西门豹令大巫去河伯府上送信，让兵丁把大巫投入河中。过了一会儿没有音信，又说，再去一个人看看。又投入一巫。又没信回来，再投一巫。后来又把几个土豪劣绅投入河中，吓得有关恶人叩头流血，从此无人再敢言为河伯娶妇的事了。

诸如荀子、西门豹，以至后来的王充等对民族文化负责任者，一旦见到制造迷信惑众的谣言、违背事实的舆论，都能及时地予以揭露批判，所以原始宗教的迷信色彩在中华大地没有滋长繁衍起来，而代之的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学说。以人为本的主流思想彻底地否定了以神、鬼、天为主的原始宗教思想。正因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最高追求既不是物质利益，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天堂、彼岸和鬼神，而是人类高尚的精神境界。

信仰与追求

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的信仰学说与追求目标。中华民族自古没有形成宗教的统治，不讲彼岸世界与天堂的追求，只讲如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现实人的修养与追求问题。但倡导“慎修追远，民德归厚”，追求社会相对的“均、和、安”。要对子孙万代负责任，要使社会、自然界保持平衡，并持续发展。《礼记·礼运》大同部分提出了古代中国人追求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代中国人的追求是明确的，但是信仰什么呢？由于追求的目标是为公的，为全体人民的，一定有一个最高的精神统帅。这个精神统帅是中华民族神圣而最高的信仰，即良知、良心。中华民族在信仰良知、良心的过程中，以其统摄自己的修养、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追求。

孔子首先做到了“温良恭俭让”，良即善良、良知、良心。孟子提出人要“致良知”，讲良心。于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自觉地向上向善的信仰，上升到理论阶段，即讲良知、良心。良知、良心是中华民族衡量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是高尚精神境界的最高裁判、最高制约。所以，中华民族真正的信仰是良知、良心。在此基础上，信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认为违背了此八德，就是违背了良心。而违背了良心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违背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有我们民族文化特色的高境界的信仰。

明确了中华民族自古的信仰，我们就要知道，几千年来，先圣先贤是怎么倡导与维护信仰的。《诗经·大雅·抑》中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即看那人在偏僻地方、偏僻房屋的西北角，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行为举动，他做事也绝不愧于良心。《礼记?中庸?大学》提出了人的最高修养境界，即君子必须做到慎 独。君子在独处时，有犯错误的条件和环境，也绝不违背良心去做事。一般人修明不修暗，君子明暗如一，修而不辍。

有作为的中国人无不信仰良心，追求良知、良心的纯洁性。《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诰》说：“作新民。”《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实质上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讲追求良心的纯洁性，使良心永远干净，永远纯诚，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信仰。

宋代程朱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之本真，是存养人与生俱来的善良人性，灭掉非分的欲望、过分的欲求，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人们的正常欲望也消灭掉。其主张存养的善良人性，就是良知、良心。这与孟子所讲的“存心寡欲”都是一致的。到了明代王阳明说：“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王阳明认为，不在我的良心、良知深处每一念微小处去清除非分的欲念，那做学问有什么用呢？

一切学问、一切道理，没有良知、良心的统摄，都会成为罪恶的虚伪。所以，中国人最高的信仰是良心，也称天理良心、天道良心。中国古人认为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心，与天同道。天道运行的一切都是为万民的，乃爱人亲民之道。人心之本乃天道纯诚，所以信仰天道人心者，乃信仰纯诚的良心与爱人亲民之道。因此说天道人心是一致的、一体的。

中华文化主流从不迷信，且反对迷信，信仰天道良心，信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追求人心的正直、公正，而后再去追求人们共同的理想目标，社会的“均、和、安”，乃至大同社会。

爱国与担当

爱国精神、担当精神，也是在讲良心、凭良心的基础上，树立起担当之心、担当之志。爱国与担当精神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孔子一生为了使天下奔赴“均、和、安”而孜孜追求，无论在鲁国与权贵季孙氏的抗争，还是周游列国的传道、弘道；无论在宋国被围攻，还是在陈绝粮，他都毫不气馁。明知不易行，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表明自己心迹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礼记·儒行》说：儒者“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晋书·温峤传》载，温峤也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林则徐虎门销烟本是大功，反而被贬戍边，但他一切都从国家民族角度看问题。其赴新疆伊犁登程前作诗抒怀，《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可见爱国主义情操两千多年的一贯性。

忠贞爱国的屈原被楚怀王流放后，写《离骚》以展现一片爱国的赤子之诚。无论在祖国受到多大的委屈，无论外邦有多大的诱惑力，他也不离开自己的祖国。《离骚》篇末写道：“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当屈原浪漫设想升腾到高天无限美好的环境时，忽然向下望到故乡，驾车者与拉车的马都非常眷恋故乡，马腿都蜷曲到一起了，一直回头下望家乡。我屈原怎能不留恋自己的国家呢？算了吧！没有人了解我，我宁可葬身江河也不离开祖国。屈原是中华民族一面爱国的旗帜。

苏武牧羊，张骞通西域，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戚继光抗倭、驱倭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甲午战争中邓世昌、刘步蟾等爱国将领宁死也要弘扬中国人的卫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左权、张自忠、吉鸿昌、杨靖宇、赵尚志、狼牙山五壮士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台于右任先生，临终前嘱诗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正因为中华民族这种衷肠涌动的爱国情怀，所以中华民族有志者，均有强烈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富有担当精神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直谏而遭贬峡州夷陵县令。《宋史·欧阳修传》载：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当官者应怎么当？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欧阳修则把范仲淹的话具体化了。当官断案一定全心全意，认真负责，不能办错案，不能冤枉人。凡涉及人民利益问题，一定要认真求实，不能草率忽略为之。在此类问题上，清代郑板桥做县令时写诗说：“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为官者要体察民情，要关注民心，自己一切有关百姓的作为，一定要慎之又慎，时时想着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这种担当思想非常具体切实。诚能如此，官民之间的情感就会融洽、和谐。

宋代张载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势更浩大。要为天地树立正风、正气、端正的思想，确立积极的向上向善价值观；要为人民创设和平、公正的生存条件、环境；要使古圣先贤的优秀文化在今天得到传承；要为子孙万代的发展、美满奠定基础。这是张载号召同道同志者共同为之奋斗。

明代王明阳年轻时因病而修道、修佛。中年时，他明白了仙佛不能治国，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于是幡然醒悟，写下《睡起偶成》一诗以明志，展示了他强烈的担当社会义务的精神。“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王阳明自认为有责任使群众都明白事理，以敲钟醒民作比喻，是说通过圣贤教诲使人民修仁守礼，信义忠诚，人民一时做不到，两时做不到，长时做不到，也不该气馁，要一直努力教诲下去，只要努力工作，人民总会觉悟的。这种执着的承担精神，实为可嘉。

重义与知耻

中华民族从来不反对求利，但主张求利必须合乎道义，利决不能压过义，甚至要宁可舍去生命也要坚持道义。为利国利民族之大事，可以捐躯舍命。

关于重利轻义。《孟子·见梁惠王上》这样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一章大意是讲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策略吧？”孟子：“大王，何必讲利呢？如果有了仁义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大王带头讲‘怎样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就会讲，‘怎样对我这个大家有利？’小吏与普通人就会讲，‘怎样对我的小家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 ……从来没有仁义的人抛弃他的亲人，从来也没有忠义之士把君主的利益扔到后边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孟子义利之论，是将其之前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精神理论化了，对后世具有指导意义，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中华民族仍然能够重大义而舍私利，舍小家而维护中华民族长远的利益。

《礼记·大学》中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如果钱财散发给人民，人民就会团结在管理者周围；如果钱财聚集在少数管理者手中，人民与管理者就会离心离德。国家不能把追求利作为最大的利益，而应该以追求道义为最大的利益。

《汉书·董仲舒传》中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了正义而不谋私利，为了阐明宣传仁道不计较得失。

以上圣贤所说，奠定了中华民族正确的义利观。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一直奉行着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时刻指导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

关于知耻图强。《礼记·檀弓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出现了饥荒。黔敖在路边准备好饭食，提供给路过的饥饿的人。有个人用袖子蒙着脸，无力地拖着脚步，莽撞地走来。黔敖左手拿着食物，右手端着汤，说道：“嗟！来食！”那个饥民扬眉抬眼看着他，说：“我就是不接受那种呼喝的施舍，才落到这个地步。”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这种骨气，这种志气，就是“知耻”。

中华民族的知耻图强精神，不只是存在于仁人志士当中，即使普通百姓，也充溢着知耻图强的精神。汉代《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七·君子行》中说：“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中国人认为让人怀疑都是可耻的，羞耻观念极强，所以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

而《孟子?离娄下》载，齐国有一个人，与妻子、妾共同生活，他经常外出，回来时都吃饱喝足了，说自己与富贵人往来。妻、妾尾随观望他，结果是在乱坟中乞求祭物作饮食。妻、妾感到羞耻难堪，相泣家中。孟子以此比喻不通过正当途径，而采用卑鄙下流手段求官求利者。此类求名利者是不要脸面、不顾羞耻之徒。古人鞭挞不要廉耻之徒，就是倡导“知耻近乎勇”。

以上所论都是充满正义、正气的精神。孟子所讲的“浩然正气”，就是重义轻利、廉洁知耻之事做多了，而形成的天地正气。有了这种正气就进入了高尚的精神境界，就能顶天立地，就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常以“恶小而为之”，经常做些不正义之事，寡廉鲜耻，正气就会逐渐削弱，高尚境界也不会形成，以致堕落成寡廉鲜耻之徒。《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是国家四根柱子，没有这四柱，国家就得灭亡。“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计，历朝历代都倡导重义轻利，廉正知耻。

坚韧不拔与自强不息

《易·乾·象》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把大自然的运行理解为持久不变、刚健有力，永不止息，认为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中华民族具有天的性格，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人就是要为天下大众着想，为天下大众谋幸福，就要不屈不挠地奋斗。历史上的传说与神话以至历史事实，都宣扬着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比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刑天猛志”等。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载：“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都是讲中华民族先民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尤其写刑天这个神，敌人砍掉了他的头，他就是不死，以双乳为目，肚脐为口，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拿着大斧子，与敌人奋战，直至取得胜利。刑天的传说不是说神如何，而是通过讲神宣扬中国人的坚韧不屈、自强向上的精神。正因为我们民族具有这种精神，所以无论遇上什么灾难或外敌入侵，中华民族最终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至今影响很大，张骞通西域、唐僧取经、郑和下西洋，其毅力、其自强不息精神，超越一般人的忍耐与承受，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楷模。

《论语·泰伯》中说：“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中华民族为什么能持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因为中华民族有一种担当精神、责任意识。要想很好地为天下去争取“均、和、安”，要想使天下人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必须去奋斗。而且要坚持不断地奋斗，甚至要把全部生命都用到为人民的事业上。还要代代相传地奋斗，才能有所成效。所以，有志之士一定要胸怀广阔、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地奋斗。历史上凡有所作为的中国人，无不如此。

南宋朱熹的一生就是为了传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奋斗的一生。朱熹在武夷山下办学，以至福州、泉州。又曾于任官期间，在江西、湖南整修昔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历尽千辛万苦，广办学校，传道弘道，企望兴教利国，图强振兴。到处办学，到处讲学，到处发动学者文人一同兴教传道。他办的武夷山中的紫阳书院，至今尚有断壁残垣，尚有其办学传道的记载。距今武夷山市（原为崇安县城）200华里的五夫里至今还保有朱熹当年办的书院。朱熹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传承弘扬先圣先贤的优秀思想文化，才能提升我们民族的素质。他想办好教育，一要有学校、老师；二要有好教材，要有统一的传播圣人思想的教材。朱熹在办学、讲学的同时，又全力以赴地编写统一教材。他从十三部经书中选出《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总共5.1万多字，合编为《四书》。《四书》概括了中华民族先贤先圣的精华思想，文字又最为简洁，容易抄写、印制、传播，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有利于中华优秀思想的统一，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家情怀。尤其南宋后期始，将《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题库、标准答案。所以南宋、元、明、清四朝近八百年时间，《四书》思想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中。“君臣父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思想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中。

朱熹为民族史作出的贡献，是一心一意、一笔一字、一步一步，坚韧不拔地做出来的，走出来的，实干出来的。现在他的五夫里故居，在他女儿卧室中挂着一幅仿他的字。介绍者说，他到处办学，中途回家。当时他的夫人已去世，他大女儿、大女婿与他同住。大女儿因家中穷困无粮为炊，十分难过，勉强做了稀饭给他吃。于是朱熹写一首诗安慰女儿，“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其中口味薄，南村尚有未炊时。”第二天女儿早起想到村中借米为炊，却发现父亲不知何时已牵驴驮书走了。为民族做贡献，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件事一件事做出来的。

在中华民族高尚精神境界影响下，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们今天奋斗的引领，会使我们愈加坚信我们的正确道路、正确理论、正确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更要一代又一代努力地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使优秀文化更上一层楼，更加丰满，我们民族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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