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传统经验 提高治理能力

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后，建立汉王朝，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时，讲了一番肺腑之言。策略谋划靠张良，保障兵员、粮草、生活补给靠萧何，攻城略地、打败项羽靠韩信。这三位杰出人才，被汉高祖用得很充分，使他们用尽了全部精力辅佐刘邦统一了天下，建立了汉王朝。韩信、陈平、英布等大将、名相原本是项羽的部下，可他不能善待重用，他们在不同阶段都奔赴了刘邦阵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10月13日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今天的干部应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与管理能力，以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执政与管理

协助周武王灭掉商纣王、建立周王朝的周公，在武王去世后，辅佐侄儿周成王管理天下。周公唯恐年轻的管理者忘记周文王、周武王的艰苦创业精神，唯恐管理者贪于享乐而忘掉人民，唯恐丢了天下，于是作了几篇文诰，教育当时的管理者，以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周公的执政理念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一书中。周公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对民“若保赤子”的纲领性执政理念。孔子在继承周公思想基础上，于《论语》中提出：“为政以德，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周公、孔子论政，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政治纲领。即敬天落在保民上，反对一味暴刑镇压，主张以德治民，以道德引导为主，以刑罚辅助，尽量不惩罚、少惩罚。实在必罚，也要慎之又慎。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爱民是治理人民的前提，真正爱人亲民的管理者，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国家就能治理好。所以《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端正待民态度。贾谊说：“民至卑而不可欺，民至贱而不可辱。”这是从反面论证了统治阶级要正确待民，民虽地位低下，但不可以欺辱。《尚书》教育统治者要“平易近民”，“要知稼穑之艰”。就是说统治者、管理者要深入到社会底层接近民众，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体谅人民的艰辛劳苦，以便制定宽缓的管理制度。《荀子?王制》：“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于此，突出强调了人民的地位，不可小看。人民反对执政者及其政令，就应对人民宽和一些、关爱一些，不能逞能施威，不然将翻车覆舟。所以荀子又讲：“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就是要善待人民，重视人民。

宽猛相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孕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念，且认为缺一不可。二者必须很好地结合，交替运用，恰到好处，才能治理好国家。古人还指出，以法严刑治国易操作，而非有德者，不能以宽和之政治国。《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说：“唯有德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暴政如火，无人敢犯，不犯则不受惩罚；宽政如水，民易放肆玩水，玩过分了，犯法了，就得遭惩罚。所以一般讲，教化跟不上的情况下，不能用宽政；管理者不能作表率风范者，不能用宽政。反之，爱民的政治，领导人都能作人民的表率模范。古往今来，一般都是宽政、猛政相结合而用。绝对猛、绝对宽，都不能长久。孔子评论郑国的政治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概括得非常完善。古代善为政者，宽政、猛政交替使用，适时施展，适时收敛，运用自如。

相对而论，秦始皇所施是暴猛之政，没有以宽政辅助之。所以有些极端严苛，人民群众受不了，才有陈涉、吴广的农民起义。汉高祖刘邦取而代之。其臣下多有贤达之士，唯恐他重蹈秦始皇覆辙，多次劝他重视文化教育治国，可他听不进去，且不尊重儒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汉高祖有惭色，之后命陆生总结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他看了后有所启发。又有叔孙通等为其制定朝廷礼仪形式，所以刘邦逐渐认识到儒家仁义礼智治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经汉文帝、汉景帝的努力，汉朝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到了汉武帝时，制定了三大文教政策：“兴太学、重察举、独尊儒术。”汉武帝虽说“独尊儒术”，而实质上是宽政、猛政交替互用。但读书人不理解执政者的执政实践，误以为汉武帝之后的汉代纯用儒术治国，甚至影响到认真读儒书的太子。《汉书?汉元帝纪》载汉宣帝批评太子（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这就明确地说明了，所谓“独尊儒术”的汉朝也从未真正地单一地用儒家的德教治国。所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总的看是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这是我们今天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文化基础。

如何用人

管理者、领导人之所以智慧思虑不穷尽，汩汩而来，还能兼听古今治国兴邦之论，且能拿出自己的思想策略，就是因为用贤人用得好。领导人身居宫廷之中，而了解万里之外的实情，拱手坐在床席之上，而能把好的执政理念传达至四面八方，这都是用贤人的功效。所以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在治国理政上，非常注重用人问题，尤其重视用贤人的问题。传统文化中主张用亲人的观点也很突出，但其实质是在亲人中选拔优秀者为官。当然用贤人，亦需在众贤之中选拔志同道合者。《孟子》书中讲舜有了天下，不能不关照他的顽劣弟弟象，但只是生活供养上的照顾，而绝不用他去管理人民。就是舜本人也不能包庇犯法的父亲，如果他私自保护犯法的父亲，他只有不做天下的王。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用人原则、做官原则。

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吕氏春秋?用众》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聚众美也。”用人者要聚众人之长为己用。把每个人最精粹之处都用得最好，整个事业就圆满成功了。绝不能出现“以狸耕田，以牛搏鼠”的谬误。《论语?微子》说：“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公指导其子伯禽，到鲁国为君应注意团结好家族内部，不使下属不满意，老资格的官员、老亲戚、老朋友，没有原则的错误，都不要抛弃他们。对所用人员不要求全责备，用其所长。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说：“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整治好本部门官员；待人宽和，包容别人的小过失；选拔重用贤能之士。

作为管理者，能帮人一下，就可能救人于绝望之中，而带来的是由衷感激形成的巨大支持力量。《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大夫魏武子临终嘱其子魏颗将其妾殉葬。颗未从命而嫁妾。后颗与秦力士杜回战，力不支，见一老人结草使回仆地，遂获之。颗夜梦老人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领导者具有帮助人的条件与资源要尽力用得充分，其所得到的拥护将是无穷无尽的。

尧用舜，舜用禹，禹用益，商汤用伊尹；周文王、周武王用姜太公、周公。有作为的诸侯无不用贤以成就大业。齐桓公用管仲，晋文公用狐偃、赵衰，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等等。今日我国加强智囊团的建设、顶层设计等等，就是重视用贤达之士的表征。

成败在于是否用贤。《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后，建立汉王朝，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时，讲了这番肺腑之言。策略谋划靠张良，保障兵员、粮草、生活补给靠萧何，攻城略地、打败项羽靠韩信。这三位杰出人才，被汉高祖用得很充分，使他们用尽了全部精力辅佐刘邦统一了天下，建立了汉王朝。韩信、陈平、英布等大将、名相原本是项羽的部下，可他不能善待重用，不同阶段都奔赴了刘邦阵营。而最为忠诚项羽的范增有超人之见识，项羽总有疑心，不能切实用贤。致使在战争关键时刻，范增愤然离去，病死荒郊。项羽则彻底地成了孤家寡人，仅凭勇猛，多疑猜忌部下，不施恩惠于部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拟封人功爵，刻好印，爱不释手，以致把印的棱角都摸圆了，还是不把印交付受封者。所以项羽的人才纷纷逃离，刘邦处人才蜂拥而来。如此作为的项羽岂能不败？

用贤不能论资排辈。中华传统文化中是讲资历的，但又从来都是重视新生力量、新生思想的。孔子说：“后生可畏。”《汉书·董仲舒传》说：“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等），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应当“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董仲舒主要是托古论述安排官员要看他称不称职，他适合做哪一级的官。不是因为做小官时间久了，就安排他做个大官。小才即使做了一辈子小官，且很有成绩，但他就适合做小官，所以也就不应该升他为大官。贤达之士做小官时间虽不长，也不应该影响他被重用的机会。这样就能激励为官者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董仲舒认为，不管官员负不负责任，只凭任职时间长就可以升迁，谋取富贵，势必造成廉耻不分，贤人小人混而不清；干事与不干事、负责与不负责等而同之。那谁还会干事呢？于是董仲舒又提出，应当不以当官时间为晋升的依据，而要以贤能与否作为晋升的依据。根据才干大小授官，根据德性好坏确定他的职位，这样才会风清气正，崇廉知耻，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当今，我们既要讲干部的贡献、资历，也决不要完全按年限选拔人才。突出的优秀人才，就要打破资历排序的限制，就要优先提拔重用。

表率风范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官员的表率风范，认为只有作人民的表率风范，才有做官的基本资格。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能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洁、公平和谐，其下属自然积极工作，廉洁自律。如领导者本身不正派，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即使强势命令下属做事，下属也不会认真执行的，只能敷衍塞责。《礼记·表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下级对待上级，一般说是看领导者的真实追求，不会真信他表面的号召或命令。所以领导者的实际作为是至关重要的。其一切行为都应是人民的表率，不然则无任何领导力、号召力和感染力。

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为政者应当首先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弟子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在社会上能践行五种美德就是仁。”子张问哪五种美德。孔子说：“恭敬、宽和、诚信、聪敏、慈惠。为官者率先对待民众恭敬就不会招致侮辱，宽和就会容易得到群众拥护，诚信就容易得到人家的拥戴，聪敏就容易有功效，慈惠就容易调动别人。”

领导者做事风格可以有别，方法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具备“恭宽信敏惠”的实质。《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与程不识两位将军，风格不同、方法不同，但都是汉文帝时名将，都具备“恭宽信敏惠”的主要精神。行军时，李广宽和待下，没有严格的行伍要求，一切从简，士卒便于休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侯，未尝遇害。”“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卒以此爱乐为用。”李广作为将军，关心士卒，考虑部下的生活，薪俸几乎全部都分给部下，宽和待众，使士卒有一定的自由度，休息时，不打仗时，尽量允许士卒自由一些。多少天缺水缺饭，一旦见到水、有了饭，士卒不都喝了水，李广就不靠近水；大家不都吃了饭，他就不吃饭。与敌交锋，他总是一马当先，百发百中，又是士卒好榜样。正因为李广能做到“恭宽信敏惠”的表率风范，所以每与匈奴交战，士卒“咸乐为之死”，战则必胜。唐代王昌龄名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足证唐代人认为李广在前线，匈奴就不能南犯中原。

而与李广同时的程不识将军，行军行伍整齐规范，扎营结寨，军纪严明。士卒警戒至天明，众人不得休息，程不识的部队也未曾失败。为什么？因为虽方法不一，本质上李广、程不识都尊重士兵、关爱士兵，自己讲信誉，打起仗来都身先士卒。二人都是汉文帝时名将。

《论语·公治长》载：孔子说郑子产有君子之道四个方面，恭、敬、惠、义。郑子产对待民众恭敬、谦逊，对待国君尊敬，对待民众给予实惠，使役人民考虑方便大家。《孟子·离娄下》载：郑子产看到人们冷天涉水过河艰难，于是“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郑子产尽其所能，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在溱、洧二河中来回帮助人们渡河。民众怎能不拥护他的政令？孟子考虑得更为广远，他提出，用车济人是恩惠人民，如果设法修桥，那才是长远持续地为人民着想。

这些思想都是想办法惠民、利民。以上所述，为官者努力做到“恭宽信敏惠”，自然就会成为民众的表率风范。

有气度，善包容。作为领导者，应该胸襟广阔，包容各色人物。对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善于团结，诚可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孟子·尽心下》载：孟子主张对于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人，认识错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分地斥责与惩治。“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意思是说，回来就可以了，接受他就是了。而现在与杨朱学派、墨翟学派争辩的一些儒者，就像追赶跑猪一样，已经赶回了猪圈，还要把猪捆绑起来。显然，孟子主张对待不同观点的人要宽容，不要穷追猛打，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共事。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者，无不是有气度、善包容的人。

执法严明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绝不只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政以德”的君子仁人，也不乏一丝不苟、执法严明的仁人志士。其业绩、其思想足可为今日依法治国之借鉴。

诸葛亮《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志，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皇帝宫中人，与各大臣们都是一体，升善罚恶，不应两样，应一律对待。如有舞弊犯法的人、不忠心耿耿的人，应该交给有关部门对违法者量刑惩治，对忠正报国之士要嘉奖鼓励，以表明朝廷、皇帝的公正无私。决不应有偏邪私心，使周边的人与他人在法律上不平等。

三国时蜀国地偏国弱，只有今天四川省的中心部分，欲与魏、吴抗衡，实在艰难。但诸葛亮凭执法公正，严明纲纪，内外一体，上下一心，避免偏私，取信于民。所以，擒孟获安定南方、出祁山北伐中原，以攻为守，百姓多艰，但皆能拥护诸葛亮，虽死无怨言。诸葛亮倡导法制严明，而其自身带头执法。《三国志》载：“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马谡小有计谋，平素常在诸葛亮左右共事，情义颇深。但马谡违军令误大事，诸葛亮当即依军法斩了他。自己又上表给皇帝刘禅说：“臣以弱才，叼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缺，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诸葛亮认为马谡的过失、魏延自作主张都是作主帅的自己未能做到知人善任，用人不当，教导无方所致，所以自己应受到降职三级的处罚。《左传·喜公三十三年》载，秦穆公对秦晋崤之战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利再战。诸葛亮引以为戒，严明法纪，重振士气。以上可见，严明法纪，需要领导者带头执法、行法、守法，不然法律是难以真正践行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借鉴传统经验、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这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思想的一部分，许多有益的思想尚需进一步借鉴，但这四个方面是当今提高执政能力必须首先借鉴的部分。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廉洁、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当前我们要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借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治国理政经验、道德修养的高境界，以切实提高治理能力，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全面现代化，以更好地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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