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见到这本小册子，就好像见到了30年没见过面的儿子。”1961年，毛泽东面对一本失而复得的小册子，如获至宝。这就是他在1930年写成的《调查工作》。当年，《调查工作》重新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特地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本本主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所周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

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是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少见的。毛泽东利用比较安定的环境，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对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写出了名作《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比喻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还指出调查的方法和目的：“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

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了解具体情况，调整和修正现有政策使其更符合实际，这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在中央苏区中形成并熠熠生辉。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倡导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

在这其中，就有年轻的邓小平。

1931年夏天，2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中央苏区，被推举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风尘仆仆地深入到各乡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获得的分田情况大大出乎意料。邓小平发现在瑞金苏区不少乡村，许多贫苦农民未分到一分田。他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土地革命在瑞金进行两年多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乡村未开展分田运动呢？”

邓小平进而了解到：1930年的春天，瑞金县举行农民暴动胜利后，一些乡村曾经分过一次田，但没有好的办法，农民反映不好。反动势力反扑回来后，农民分到的土地又被夺了回去。1931年4月，红军打回来了，瑞金再度解放，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又进行了第二次分田，但不久因“肃社党分子”，全县上下人心惶惶，原来分到田地的也不敢种。

邓小平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清了瑞金分田的情况，心里深感忧虑。他专门召开了全县分田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对策。邓小平在会上详细列举了掌握的情况，说：“同志们，你们知道吗？这次我下去走了6个区，30多个乡，对当地的分田斗争情况基本弄清了……在土地革命前的瑞金，虽然30来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靠农业谋生，但是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豪绅的手里，大多数农民依靠高价租地耕种，大部分收入都给谁了呀？都进了地主豪绅的腰包……同志们，土地是穷人的命根子，没有土地，贫苦农民就无法生存下去呀！”

下面的人静静地听着。

邓小平接着说：“去年冬后全县又分了一次田，但分田的政策不对，盲目地按人口分田，田多的与田少的，好田与坏田，没有合理调剂，农民群众不满意。地主、富农是革命的对象，可也是人，不能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同样要生存。要生存，不给土地、不给出路怎么行呢？”

“邓书记说得对，说得很有道理，分析得也蛮准确哩！”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就这样，又一次分田开始了。穷苦老百姓闻讯，都欢天喜地，自发地上街串龙灯舞、茶灯舞，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拥护苏维埃政府！耕者有其田！”

求真务实的作风受益的不仅是苏区的农民和农业生产，还有中央苏区的工人和工业生产。

1933年1月，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分别考察苏区的各项事业。

在赣东北横峰县，张闻天看到了一份雇农与雇主签订的合同，规定每天劳动6小时，讲明不挑40斤以上的东西，报酬由8元上调至16元；一个放牛娃，每天放牛4小时，报酬也从4元增加到16元。大幅度缩短劳动时间的同时，工钱急剧提高，雇主承受不了，再也雇不起人干活，地里的活没人干了，牛也没人放了。当然，雇农和放牛娃们也没有活干了。随后，陈云到福建长汀去考察工人运动，也看到类似的场景：因为工人抽烟、穿鞋、理发、治病等费用统统都要师傅负责。结果，师傅都不愿带徒弟。还有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苏维埃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会议等，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当证人、鉴定人或陪审员等，在执行工作期间，无论时间长短，都不得克扣工资。上述种种规定使老板不堪重负，只得关门大吉，工人也没有了收入来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其中有不少规定的内容是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左”的内容。

针对这些情况，张闻天认为不能机械执行《劳动法》，这不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不利于发展苏区经济，不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为此，他呼吁：“要求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用十分审慎的态度来解决”，“使《劳动法》更能够适合目前的环境与需要”。陈云则认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在张闻天和陈云等人的推动下，1933年10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

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不仅是对党的政策负责，也是对党的干部、对人民负责。中央苏区至今流传着董必武两查匿名信的故事。

1934年春，董必武暂时兼管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只是暂时兼管，被尊称为董老的他却严格要求，群众的每一封来信，都要亲自过目，遇到比较重大的问题，还要亲自出马。

一天下午，工农检察部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来到董必武的办公室，交给他一封信，说这是从红军大学的控告箱里收到的匿名信，控告中央办公厅采买员有贪污行为。董必武接过来一看，发现信写得很笼统，没有指明具体情况，便说：“你先把这一问题向中央办公厅秘书长谢觉哉同志汇报一下，然后将问题搞清楚。”这位工作人员随即赶到中央办公厅，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被控告的采买员并无贪污行为，只是嘴巴馋一点，有时在伙房多吃一点好菜，炊事班提过批评意见，本人也已经改过。

工作人员将调查的情况向董必武作了汇报，认为问题可以了结了。董必武却说：“既然这位采买员没有贪污行为，为什么有人写信控告他？写信人是谁？他对采买员有什么意见？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把工作人员给问住了。工作人员赶紧返回去多方了解情况，最后终于找到了写匿名信的人。原来这个人以前同采买员吵过架，又发现采买员多吃好菜，就认为他有贪污行为，写了控告信。随后，董必武直接找到写匿名信的人说：“写控告信是允许的，但不能无根据随意控告人，更不能用控告信来诬陷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提。”

这件事过后，董必武总结说：我们工农检察干部是掌握无产阶级铁拳的人，铁拳打下去要有力，要打准，打到要害处，可千万别打偏了，打偏了就会伤害自己的同志。所以，今后每收到一封控告信都要深入细致调查，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有始有终，这才是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

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核心内涵，集中表现为反对本本主义。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跨越岁月的长河，无数的实践证明，求真务实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武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应该锤炼的政治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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