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早在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当他看到林彪的“新年贺信”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清除党内军内的消极情绪。

1929年1月，一场大雪过后，井冈山格外寒冷。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与朱德会师，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向井冈山发起三次“围剿”。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等决定，彭德怀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

然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在赣南流动作战，打圈子。流动作战是艰难的。一天，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在寻乌圳下村宿营。拂晓，国民党军一部来偷袭。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来得及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一时，四面枪声大作，红军勇猛突围，跟敌人进行了一场肉搏战。毛泽东与贺子珍由警卫员掩护，蹚水过河，突围上山。朱德则手提冲锋枪与警卫员杀出一条血路，但是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突围时腿部中弹，不幸被捕，后来在赣州英勇就义。

就是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依然没有放弃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其兵力分散，以便红军能够在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在大柏地，这样的机会来了。1929年2月9日，红军抵达大柏地。这天正好是除夕，紧随其后的国民党军刘士毅旅穷追不舍。红军官兵想：这还不让过年啦！为此，更加同仇敌忾。次日，大年初一，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将士，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给予刘士毅旅猛烈打击，使其不敢再追。大柏地战斗大捷，彻底扭转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的不利局面，重振了红四军雄风，扩大了红军影响。四年后，1933年6月，毛泽东重返大柏地时，感慨万分，写下《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胜利固然能够让人欢欣鼓舞，但是，创建革命根据地依然是艰难的，面临着众多的艰难险阻，不仅有来自敌人的重兵围剿，还有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质疑和不自信。

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2月发出的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信中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内革命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主张“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同时，要求朱德、毛泽东两个人必须离开红四军。

毛泽东代表前委回信中央，指出关于中央在来信中提出的“分兵”和朱、毛离队问题，红四军前委多数同志都持反对态度。毛泽东在信中说：“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在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力量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

然而，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军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1930年元旦，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致信毛泽东，信中主张大敌当前，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信中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

早在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当他看到林彪的“新年贺信”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清除党内军内的消极情绪。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一封长信，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说：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它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不到两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瑞金成立。在这一精神指引下，广大苏区军民为革命胜利前赴后继，甘于牺牲。刘伯坚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是刘伯坚1935年3月在狱中写下的《带镣行》。

这年的3月4日，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江西游山塘村附近牙婆坑山上，指挥部队突围时身中数弹，不幸被俘。因国民党政府对他定了5万银元的赏格，并将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刘伯坚马上被认出。7天后，为了庆贺抓到了共产党高级官员，也为了羞辱刘伯坚，敌人将他带到当地繁华的大街上游街示众。但刘伯坚面对拷打和羞辱，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写下上述著名的《带镣行》和长诗《移狱》，表达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刘伯坚曾经出任西北国民军联军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刘伯坚的一些亲属想找过去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西北系的要人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营救，刘伯坚坚决反对，说自己与他们感情虽好，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敌人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提出只要刘伯坚写悔过书并指认同时被捕的同志，就能获得自由。但是，刘伯坚没有给他们一点余地，只是要求他们唯一一件事：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家里寄几封最后的家书。

在狱中，刘伯坚写出的第一封家书，是写给他的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的信，信中写道：“凤笙大嫂：请转五、六诸兄嫂，弟伯坚在塘村被俘，不知你们是否已得知此消息。弟现在被关押在大余监狱第一军部，尚有多少时日留于人间，不得而知。弟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最让他挂念的是自己的三个孩子，但是，他只是提出要求：“希望弟走后，各位兄嫂能帮忙将我的三个儿子抚养成人，读书至18岁就送他们去工厂做工，30岁时结婚，不要多生子女自累又累人，反不能成就事业。”

刘伯坚被俘的第17天，敌人见他没有丝毫的投降之意，下令将他处决。临上刑场之前刘伯坚给妻子留下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然而，他挚爱的夫人也已牺牲在闽西游击区，不能看到这些信件了。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怀着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倒在了青松红日下，时年40岁。

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苏区军民坚持斗争胜利的根本动力，也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斗争充满生死考验。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者，才有了中央苏区的创建与扩大，才有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和红军在绝境中的浴火重生，直至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而今，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上，这种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更是我们党在艰难险阻面前，能够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制胜法宝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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