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党纪”释放的明确信号

随着《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之日——2016年1月1日越来越近，这两部党内法规带来的趋势性变化日益显现。

执纪从严成为新常态

11月11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消息，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短短6天时间，宁夏、上海、北京三地省级“首虎”被擒。至此，党的十八大以后全国31个省区市均有省部级官员被查。

不难看出，《准则》和《条例》实施在即，中央向全社会释放了明确信号——反腐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各地近期的执纪实践中，也能发现执纪从严的迹象。在“双11”这一天，广东省纪委监察厅通报了近期查处的6起典型案件。其中，在会议上睡觉并擅离会场、外出不向组织请示报告、发表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博文……这些以前司空见惯的行为都受到了纪律处分。

10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王岐山同志的署名文章，题目是《坚持高标准 守住底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他在文中敦促各级党委，要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部署，真正把纪律严起来、执行到位。执行《准则》和《条例》，决不能只是墙上挂挂、嘴上说说，必须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寸不让。

全面从严治党已经常态化，也更加制度化，伴随《准则》和《条例》的实施，反腐也罢，执纪也罢，主基调都是“越来越严”，执纪从严成为新常态。

通报措辞折射新动向

在新《条例》被审议通过不到一周，中央纪委通报了对最新“四虎”的处理结果。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中央纪委的通报列举了“四虎”违反的纪律类别、基本情节和具体行为。譬如，对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的通报中提到“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家风败坏”；对国家安监总局原书记杨栋梁的通报中提到“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的通报中提到“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对广西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的通报中提到“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聚焦“六大纪律”的通报措辞，与《准则》和《条例》的相关要求高度契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通报之中没有了以往的“违法”二字，过去常见的“收受贿赂”“行贿”等字眼也不再出现，通报内容主要是违纪问题，有关涉嫌犯罪的问题仅简单述及——“涉嫌犯罪的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也就是说，这样的通报表示，会是未来的“通用模式”。

从“查违法”转向“盯违纪”

业内专家分析，依据新《条例》而出现在通报文本上的变化，不只是党纪、国法在概念上的分开，也必将影响纪委审查工作的重心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实现王岐山所强调的“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并实现党规党纪与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认为，纪委就是管违纪行为的，查清主要违纪事实后及时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快查快办，“这也是回归纪委本来的职能和定位”。

其实，在新《条例》出台之前，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和工作方式已有了相应调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纪委把“办案”改称“纪律审查”，把“案件室”改称“纪检监察室”，把“案件线索”规范为“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这些不仅仅是称谓的某种变化，更是内涵的深化，体现了纪委职能的重大转变。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称，纪法分开，纪检机关的工作就更集中，也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做好执纪、监督、问责的主业。

可以预见，2016年以后，各级纪委会将从“查违法”转向“盯违纪”，做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抓早抓小、违纪即查将成为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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