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责任、敢于担当的勇气

习仲勋走出窑洞，走进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9天，扎扎实实地搞调查研究。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危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习仲勋先后三次致信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

担当意识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行为操守和思想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位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就曾勇敢地担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历史使命。

心系天下，有险偏向虎山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篇幅、大字标题刊出“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抢先摆出要“谈判求和平”的姿态。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他“共定大计”，且“已准备飞机迎接”。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延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进行所谓的“谈判”，蒋介石就可以把“不要和平”的罪名扣到共产党身上。毛泽东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去不去、何时去则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根据情况再行决定。周恩来尚未启程，8月24日，盟国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在继蒋介石“三邀”之后，也发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和谈。美国人的介入，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25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为了国内和平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前往。大家都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对此，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开会。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重庆谈判的胜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而且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和平，为了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毛泽东的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是共产党领袖在国家、民族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是面对沉甸甸的历史重任时义无反顾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

实事求是，时代责任一肩挑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得以确定。随着周恩来病情的加重，邓小平实际主持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遭到破坏，交通运输系统陷入崩溃，军队处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而荒废了军事训练，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人才匮乏……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顶住来自“四人帮”的压力，努力克服他们的顽固阻挠，以高超的领导才能和势如破竹的魄力，很快扭转了局势。在他的领导下，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局部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当意识到全面整顿已显现出“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时，他对邓小平的不满加剧了。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要求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在1975年11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做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评价“文革”的提议，邓小平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实际上委婉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他主持的全面整顿也被迫中断。在个人进退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拒绝作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持实事求是、不因个人利益而动摇的坚定立场。

到1977年，已是73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复出主持工作。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做点工作。“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这是一种崇高的时代担当，是一种实干兴邦的做事风格，体现了一位历经风雨沧桑的共产党领袖面对历史和人民交给的重任毫不迟疑、挺身而出的忠诚和勇气。

秉直进言，土改纠偏决心大

土改运动初期，由于政策的不完善等原因，各地区普遍出现了“左”的错误，一部分中农利益受到侵犯，中小工商业者也受到冲击，在一些地区还发生了乱打滥杀现象。1947年，康生在山西搞土改，对确定成分搞扩大化，凡是定为地主富农成分的，都被分了土地和浮财，还要拷“底财”（埋在地下的银圆等）。这股“左”倾的歪风也刮到了陕甘宁边区，有人提出要斗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人；还有人将老革命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马锡五称为志丹县的“四大家族”，要清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顶住各种压力，对土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毅然提笔写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力主纠偏。

习仲勋走出窑洞，走进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9天，扎扎实实地搞调查研究。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危害。偏激极“左”的做法蔓延滋长，一些人鼓动起来所谓“自发斗争”，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子长县栾家坪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进行斗争，杀羊宰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习仲勋先后三次致信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指出了当前土改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需要加以注意的事项，并说明目前正在努力纠正的情况和将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习仲勋的报告，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分析，梳理归纳各类数据材料而写成的，不仅客观反映了土改运动的真实情况，而且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真知灼见。毛主席看了非常重视，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左”的错误。在“左”的风气蔓延、人人自危的关键时刻，习仲勋秉直进言，敢于客观反映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坚决主张纠偏，体现了共产党员在重要问题上敢于建言献策的担当精神。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也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老一辈革命家敢于担当的精神，是中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动力。在21世纪的今天，党员干部要学习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敢于担当的精神，自觉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把岗位当阵地，把困难当磨砺，切实担当起自己的政治责任，带头工作、带头奋斗、带头奉献，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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