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政与“三严三实”

当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推进。“严”是“实”的前提，“实”是“严”的结果。“三严三实”既能够成为强化党员干部“底线思维”的训练载体，也可以继承和发展绵延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君子之政”的从政价值，如能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有机融合，一定能开创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崭新局面。

从古至今，人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两种力量：一是内心自我约束，如通过道德教化、宗教熏陶、信仰凝聚等手段加以强化；二是外在约束，如制度、规矩、习俗、传统、法律等。古希腊政治学家柏拉图在设计政治制度的同时，从来没有忽略从政道德和信仰，强调优秀的政治家应该成为“哲学王”。

中华数千年文明极其重视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如产生于周代的“天命”信仰第一次成功地构建了中国人的“敬畏”意识，这个学说逐步发展为绵延几千年的“天道”观。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荀子也提出：“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道家提出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老子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观被浸润于儒家、道家的修身思想之中，逐步演变为“君子之政”的政治文化，全方位影响着中国人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

由于强调君子之政，古代中国历来强调“自律”（即内心约束力）的优先地位。如《荀子·君道》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先失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论语·卫灵公》也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离娄上》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隋唐以来，科举制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和“贴经”“墨义”“八股文”等考试手段培养官员的强大自律。由于有强大的自律训练，古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循吏，如汉代的文翁、黄霸、龚遂、召信臣、仇宽、王涣等，三国的董和、郑浑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蕴、江秉之、何远、公孙景茂等，隋唐时期的辛公义、张允济、狄仁杰、崔戎等。宋元明清时，循吏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循吏奉公守法、勤廉施政、心系百姓、政绩突出。同时，他们大多重视教育、公正理讼、改善百姓生活。循吏们承天命、顺民心、解民忧，而后得民心，则王朝江山稳固。

然而，过分强调自律，忽视法律和制度建设，忽视权力的制约机制，必然也会导致贪官污吏倍出。“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研究循吏政治、推行循吏政治，几乎每个朝代都在总结前朝之失，然而又都避免不了一个共同命运：都在澄清吏治、惩治贪污中开场，又都在腐败成风、民变蜂起中落幕。”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个共同规律归结为皇帝或大臣的道德堕落，却忽略了一个根本原因——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授职制。等级授职制必然产生诸如裙带之风、买官卖官等人事上的腐败，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由此形成一个腐败滋生不息的怪圈。这表明，循吏政治追求的是一套道德自律型的“软约束”文化，缺乏制度他律型的“硬约束”，经常只有少数人做得到，大部分官员做不到，最后必然走向坏的结局。与循吏政治一致的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在其创业初期无不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包容大度，但到了王朝末期，则胸无大志、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最终因人才匮乏，导致人事上的不足，一遇到天灾人祸则各种异端邪教崛起、流言谗语飞奔，最终导致奄奄气息的王朝“樯橹灰飞烟灭”。

这表明，光有“君子之政”的宣传和教育还不够，一个现代政治文明还必须在“法律”上有更好的制度设计，使其符合权力制约的基本规律。因此，只有把人的“自律”融于“法律”建设之中，才能培育出一个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李光耀从古代中国的“君子之政”中得到了很多智慧，比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行动党政府力推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倡导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推进全社会物质进步的同时，推进社会道德进步；在设计出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同时，强调政治家诚实可靠的道德品质；廉洁文化教育从娃娃抓起；在人民行动党党员中倡导干净、廉洁的价值观；实行对高级公务员高薪养贤，建立廉洁政府，在推进社会进步中彰显个人价值。为了培养接班人，李光耀甚至用面试等手段亲自挑选人民行动党的高级干部。

中国封建统治者都知道承天命、顺民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群众的党”，当然更加懂得重民心、顺民意、解民忧，必然要树立“敬畏群众”的意识。为此，党从“君子之政”的论述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智慧，变成了党性修养的思想源泉之一。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他指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党的领导人还经常引用古人讲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心浮必气躁，气躁则神难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等箴言。在党员干部的“自律”训练上，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胆创新，如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工具去实现集体“修炼”，通过改造客观世界去改造个人的主观世界。这种“自律”训练超越了儒家、佛家的唯心主义式的个人修炼，把个人修炼和集体修炼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找到了党性修养的集体途径、实践途径，在党内培养了一大批党性修养极强的党员干部。延安时期，有一位“红色技术专家”张协和，一身正气，始终坚持党性修养，到了晚年他总结出自己的座右铭：“做人，对有的事情要感兴趣，对有的事情要不感兴趣。比如追求权位、物质享受是无止境的，你的兴趣若在这方面，就苦恼一辈子。如果你对求学问、对为人民服务很感兴趣，你将会永远乐观。”

在以党性修养为载体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更加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把更严的党规党纪挺在国法前面；更加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完善权力授予、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体制机制；更加重视推进党规与国法的有机衔接，让党规发威，让国法有力。

当然，一个运转有效的制度不必需要一群好人，但是一个吸引力的制度却离不开一群好人。当“君子之政”浸润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时，就好比给一台科学设计的机器加上了上等的润滑油，必然运转得又好又快。因此，“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强化对党员干部的“自律”能力，就是要继承和发展绵延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君子之政”的精髓。如果能有效地把严与实的理念贯穿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始终，就一定能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形成在全社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浓厚氛围；就一定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