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逆境中的决策

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多项选择，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权衡利弊，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得失，正确处理眼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利害关系，敢于舍弃局部和眼前的利益，以赢得有利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肖华将军所作《长征组歌》中的这句歌词，赞颂了毛泽东1935年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神奇决策。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毛泽东总是“乱云飞渡仍从容”，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独辟蹊径，作出科学的决策，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在逆境中探索，在绝境中重生，在险境中突围，在曲折中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毛泽东的决策艺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领导干部认真领悟和学习。

在逆境中探索革命道路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湘中、湘南、湘西南地区同时起义暴动，攻占省城长沙。

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5000多人的起义队伍分为三个团，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分别进攻平江、安源、东门。但由于敌人过于强大、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兵力分散、对战场上突发情况预料不足等原因，三路起义队伍均遭受挫折，损失惨重，没有实现攻占长沙的目标。

中央对湖南秋收起义队伍没能攻占长沙非常不满，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主义”，并免去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面对中央的责难，毛泽东没有继续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更没有撂下挑子，而是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研究起义部队如何走出逆境，探索到农村发展的革命道路。

受当时中央错判革命形势、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的“左”倾路线的影响，起义队伍中有些干部和士兵依然头脑发热，主张进攻大城市，不愿意到封闭落后的农村闹革命。起义队伍应当向何处去？革命的道路在何方？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说，当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应该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武装斗争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让革命事业有发展的牢固基础。

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向井冈山进军”的主张，最后获得会议通过。于是，毛泽东率领剩下的几百人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建立起红色政权。红军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多次战胜敌人的进攻和“围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从此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启示：领导干部在决策时，要不迷信书本上的结论，不完全照搬别人的经验，而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善于发现一般人不能发现的问题，捕捉到新的独特的发展机遇。

在绝境中指挥四渡赤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时，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极其困难的境地。蒋介石组织中央军和川黔滇湘等省军阀共40万军队，对3万多中央红军日夜围追堵截，分进合击，妄图逼迫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地区决战，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

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从黔北向川南开进，一路与围追堵截之敌激烈战斗，准备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但蒋介石已经把沿江道路及渡口堵死。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改变渡江计划，与蒋介石斗智斗勇，指挥了中外军事史上闻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引领红军从绝境中胜利冲出重围。

一渡赤水，另寻战机。1月29日，红军主力西渡赤水河，向四川的叙永、古蔺地区前进，以摆脱川军，另寻战机。川军集中10多个旅在川南地区，中央军两个纵队和黔军从贵州向川南机动，滇军3个旅也企图截击红军。毛泽东看出敌人的意图，要滞留红军于川、黔边境进行决战。2月7日，他当机立断，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川黔滇边界机动作战的方针，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敌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休整，保存实力，待机歼敌。

二渡赤水，出奇制胜。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大部分敌军被吸引到川滇边境，红军继续留在扎西地区有陷入重围的危险，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机会，组织中央红军于2月15日东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红军5天内打了四个胜仗，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消灭敌人2个师8个团，毙伤敌人2400余人，俘获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子弹10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敌人失利后，蒋介石策划新的更大的围攻，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

三渡赤水，声东击西。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信以为真，急忙调整部署，急令北面川军沿江设多道防线堵截、固守川南叙永地区；又令南面的中央军和川黔湘军各部向川南逼压，企图再次合围，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毛泽东看到调动敌人向西追击的目的已经达到，为进一步造成敌人错觉，以一个团兵力佯装主力，继续向川南前进，引敌向西。

四渡赤水，冲出合围。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再次折回贵州境内。蒋介石判断红军将进攻遵义，一面令遵义、桐梓守敌加强防守，一面令追敌回师堵截，与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在敌人还没有弄清红军意图之前，昼夜兼程向南急进。3月30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冲出合围，把敌人甩在了乌江以北，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入川的前景。为削弱滇军防守金沙江的军事力量，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计策，先后制造佯攻贵阳、直逼昆明的姿态，促使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万分焦急，调集滇军增援贵阳；云南王龙云感到昆明危在旦夕，也抽调部分据守金沙江的滇军回防昆明。到5月9日，3万多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把40多万围追堵截之敌甩在了金沙江南岸。

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决策启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要临危不乱，冷静思考，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智慧和勇气，积极创造条件，扬长避短，采取主动灵活的原则和策略，果断机智地行事。这样，就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变弱势为强势。

在险境中作出转战决策

1947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胡宗南率领23万国民党反动军队，气势汹汹地向延安扑来。尽管解放军在陕甘宁的兵力只有2.5万人，但是延安军民决心对来犯的胡宗南军予以迎头痛击，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领袖毛泽东。

面对敌人重兵进犯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冷静地思考“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的保卫延安对策。但时间已不允许。于是，毛泽东力排众议，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主动撤离延安，留给敌人一座空城。

主动撤离延安，让许多干部、战士和群众想不通，毛泽东耐心向大家解释科学取舍决策的道理。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问，可否设法保住延安？毛泽东回答，只要蒋介石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毛泽东对老百姓解释说，延安是一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大包袱，而蒋介石和胡宗南是半路打劫的强盗。我们暂时放弃了延安，就是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延安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与西北野战兵团领导研究撤离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时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转战陕北，总计一年零五天，行程1000多公里。转战途中，毛泽东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

西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利用敌军急于寻找我军决战的焦虑，以少诱多，调虎离山，利用山区地形与敌周旋，既打伏击战，又打歼灭战，相继取得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军1.4万余人，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华北，直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决策启示：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多项选择，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权衡利弊，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得失，正确处理眼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利害关系，敢于舍弃局部和眼前的利益，以赢得有利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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