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创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创新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发展中取得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和战略重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在认识方法论和认识范畴两个层面鲜明地体现出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领域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层次性来看，“四个全面”思想属于战略布局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国理论宣传领域中目前也普遍认为，“四个全面”是“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如果说“四个全面”思想属于战略布局的范围，那么“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从本质上看，“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同质的，二者所体现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战略领域的总体性思考和认识，都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特点和发展任务而提出来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体现了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同质关系的同时，又体现出了对“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创新。

从认识方法论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在认识方法上的重大转换和创新。这主要是：第一，从社会主义全面性视域引领下的以领域增长为主的认识方法，到关键领域引领下以问题导向为主的认识方法的转换和创新。从“两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认识探索过程，在认识方法上主要是一个相对平面性的量的领域的不断增长过程。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在认识方法论上，则是一种问题导向性的相对立体化的认识思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所包含的其实也是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四个关键性问题，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的“主要矛盾”和“牛鼻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涉及的是“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具有基础性、交叉性和总体性的四个基本问题。第二，从战略举措到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一体化的转换和创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五位一体”总布局自身是一种战略举措，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依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构成了一个逻辑体系，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则自身构成了一个包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在内的逻辑体系，实现了在总布局层面对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内在统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不仅在认识方法上创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拓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范围，第一次把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党的建设问题直接放置到战略布局中来加以认识和把握。那么，为什么在“四个全面”战略格局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新的认识形态中要把党的建设问题纳入其中？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这一点为什么能够上升到总布局或战略格局的高度？

第一，这表明了党对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关切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意味着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党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中，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性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是内在性的同一过程，标志着党对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认识了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格局思想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重要性，更多的则是侧重于党如何才能起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时代发展的领导作用，也就是说强调的更多的是把党建设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发展的全局性重大作用，从而“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在根本上是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战略目标来确保，即“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上升到战略布局和总布局的高度并不是简单地抽象的认识逻辑发展的结果，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暴露出来的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理论上引发的进一步的思考、反映和总结。面对这些问题，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出党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整个层面上对党的建设的战略性的新的审视和把握以及对提升党的建设的时代水平的坚强政治决心和时代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