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四个全面”提出的根本依据

时代特征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矛盾问题：

“四个全面”提出的根本依据

刘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提出和形成的“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既是党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历史性把握，也是把执政党先进性建设落实到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上的实践性提升，更是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庄严性承诺，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和运用的理性升华，彰显着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因此说，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充满自信的战略选择，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治国理政科学化的理性选择。

“四个全面”作为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研究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实际问题中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之所以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就在于其敏锐地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的产物，根植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反映着坚持中国道路的最新进展，因而能够满足以新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具体就是“三个基于”：

一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准确判断。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不断加快。世界经济由以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整个世界较前呈现出转型中向前发展的态势，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虽然世界政治形势总体稳定，但地区热点不断增多，摩擦时有发生，局部军事冲突此起彼伏、有所加剧。这一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给我国既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从总体上来看，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事实没有变，但外部环境的内涵和条件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能否把握当前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用好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在时代发展进步的总趋势中趋利避害、把握主动、赢得发展，对我们党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考”，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驾驭“中国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关键所在。

二是基于对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正确认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失，与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尚有不小差距，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可以预料和不可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对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均作过分析和描述，此不列举。从根本上说，我们当前不得不面对的这些困难和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具体表现，是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躲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和挑战。对此，如果应对得当，保持住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们就能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如果应对不当，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造成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不安。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解放思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凝聚升华共识，奋力攻坚克难。

三是基于对当代中国主要矛盾和存在问题的深刻把握。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艰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还有新老问题的交织和叠加，甚至还有老问题的新形式、新表现。比如，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任务繁重艰巨，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切实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更是任重道远，等等。无数事实表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将面临比以往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风险。这一切都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且要求我们必须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和精神积极进行“伟大的斗争”，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化解风险，解决矛盾，顺利实现奋斗目标。而积极应对，就要加强顶层设计，擘划改革发展新蓝图，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去加以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适应了当前现实状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也是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的“金钥匙”。

综上可见，“四个全面”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为系统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顶层设计，鲜明确立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正如今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的讲话中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里强调的“两个得出来、一个提出来”，正是对“四个全面”提出的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