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对德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批判性反思

对德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批判性反思

王凤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我的发言题目是：“对德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批判性反思”。首先做三点说明： 1、这里的“德国学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者，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者； 2、“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批判性反思”是本人对德国观点的分析，以及本人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我的发言分三部分展开：

第一，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条路向。一是文献学路向（“寂寞的”马克思学家）：学术为主，兼顾思想，不问现实，最重要的是学术：“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二是意识形态路向（“孤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是否学术无所谓，有无思想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信仰：试图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并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解释社会现实问题；三是政治经济学路向（“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派）：学术为基础，思想为灵魂，最重要的是现实：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并用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发出了“德国左派马克思主义声音”；四是政治伦理学路向（“潇洒的”马克思主义重建派）：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统一，最重要的是思想：侧重点在于推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但也试图借助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悖谬。

第二，德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一种认为，中国道路是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周海光），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失败后，中国试图模仿东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既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也受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影响的混合体；专制政治制度与国家控制的经济发展相结合；但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东亚模式家缺乏抵御危机的能力，这迫使中国走一条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发展以牺牲平等和正义为代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与所有制形式表明，中国已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第二种认为，中国道路是“政治实用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彼得斯），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升了全球影响力，确立了国际地位；但还远远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相反产生了一些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并影响了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分化、中产阶级形成、干群关系恶化、官商勾结、权力、金钱高度集中，告别了社会主义平等观念，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方向；中国最终不一定会发展起同在美国、西欧、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社会秩序，当然也不排除，从民族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第三种认为，中国道路是成功的、非社会主义道路（斯查迈泰德），他们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物质巨大改善，有效限制美国、欧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制止列强妄图重新形成世界殖民地的行为，使贫穷落后国家的原料少受发达国家勒索，还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典范，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但中国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体现在生产关系上—所有制与经济计划，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外贸易自由化等等。第四种认为，中国道路是超常规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贝格曼），他们认为：中国发展是超常规发展，不是低效高速发展，不是忽视人民利益的发展，而是为追赶“第一世界”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做出的发展，同时，必须更快地发展以克服发达国家存在的弊端；这个超常规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相联系，一是给人民带来了痛苦，二是同样存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缺陷，并在周期性危机中不断严重化，三是应该关注严重的制度问题；这是一条摆脱了斯大林毛泽东模式、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它不具有普遍性，即使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也不意味着德国能够复制这种模式，因而中国要走很长一段道路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关键要有团结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

第三，对德国学者观点的批判性反思。一是中国发展道路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问题之一，但并非核心问题（十大热点问题）。二是德国学者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成就的肯定，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但观点未必完全正确，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因而需要批判地对待。三是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1）“中国发展道路”与“欧美发展道路”、“苏东发展道路”相比，有什么独特性？到底有没有离开“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震撼”、“中国奇迹”、“中国可以说不”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还是理性的分析？面对东方世界某些人对中国的“仇视”和西方世界某些人对中国的“捧杀”，我们应该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不被“逼进”、不被“拖进”军备竞赛之中？如何吸取苏联的教训？ （2）如果撇开“制度”、“体制”不谈，仅从“运行机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市场社会主义”有什么异同？如何应对西方学者对所谓“中国新自由主义道路”的指责？指责中国的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亲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如何创新一个效率与公平兼顾，经济与道德相容、物质与文化协调的运行机制？ （3）现代化、科技文明的消极后果是现代性、科技本身固有的？还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会有不同的效应？中国发展如何能够既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工业文明成果，又能够避免现代化带来的消极效应？如何保证可持续发展，真正创造一个“中国世纪”？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回答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世界人类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切实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做出既有理论广度、又有思想深度、并有现实依据的回答。

（编辑：沈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