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传树：重构社会主义解释框架，讲好中国故事

重构社会主义解释框架，讲好中国故事

轩传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我的发言题目是：“重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我分三部分讲：

一、为什么要重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目前，当我们在讲述或解读中国道路这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时，实际上是存在着前后（对待改革前后）、上下（官方宣传、学术研究和民众认知）、内外（国内与国际）三个方面话语的不统一、不交融。无论是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还是在界定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无论是预测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还是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世界意义，实际上都存在着各种“主义”之争。

这在客观上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所涵盖的历史任务的多重性和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所呈现的复杂性，在主观上则是由于我们自身所坚守并也已习惯了的对社会主义基于制度手段等结构性特征的思维逻辑。主客观因素的叠加，导致我们长期以来选择“不争论”，一味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特色”这层属性，强调中国道路在制度手段上相对于其自身过去以及其他发展道路/模式的结构性差异，而继续否认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道路所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强调“不争论”，主要是为了给改革开放扫清障碍、开辟道路，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的名和实之间尚存在很大距离，那么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并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创新意识形态，建构一种可以向国人也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话语体系。这种“创新”不是从无到有的另起炉灶，而是在旧有理论基础上建构一种基于“价值-目标”的话语体系；这里的“理论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最新成分”的社会主义。

二、如何重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自东西方发生历史性分野以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维度，一种是基于价值目标，另一种是基于制度手段。西语中的社会主义总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那里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目标，一种“永恒的超越”和“乌托邦”，然后才是一种手段；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的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作为实现赶超式现代化的手段，其次才是一种目标样式。但是，如果对世界各主要社会主义流派及其实践进行追问，对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用来实现目标的途径、政策和用来诠释这些目标、途径的意识形态进行辨别，不难发现，其间最大的共识在于价值追求而非实现价值追求的具体制度和手段，相比价值，制度往往只是阶段性存在。可以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追问。

如果我们结合今日现实，用时代化、民族化的语言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进行融合和鼎新，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按照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将其大致归结为生产上的“持续健康发展”、分配上的“共同富裕”、交换过程中的“合作与和平”、消费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等多个维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不是单个维度，而是由一系列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不能孤立地看，更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方面。但是，这些价值追求之间的排序方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可能会有变化。在横向上，不同民族国家选择不同的排序，就会影响到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最终在实践上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样式，在理论上就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纵向上，同一个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而选择不同的排序，从而表现为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

简单地说，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前，我们理所当然地会将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计划化等制度建立和建设当作目标来追求，但是，在社会主义政权和基本制度架构建立之后，我们党的结构、功能与性质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要由一个先锋队转变成三个先锋队，要体现“三个代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应该由一维转向两维，应该自觉地以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制度选择，来改革完善我们的制度、体制、机制。

三、如何运用这种话语体系讲好故事？

从价值维度来审视“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价值追求没有什么象征，却可以进行比较，比较的最终标准是人的解放程度，比较的对象要么是同一空间环境下的时间上的前后比较，要么是具有相似时间性的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因此，从价值追求来审视“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除了要明确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还得选择合理的“参照坐标”。基于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视野，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全面且动态地考察中国道路，无论是相比西方现代化走过的路，还是相比我们自己的前30年，无论是相比原来模式相似但后来剧变了的原苏东地区，还是相比发展基础相似但是路径选择截然不同的印度和拉美，我们都可以自信且负责任地说，我们党的纲领政策的目标指向与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更契合了，我们的综合发展成效相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更接近了，而不是相反。当然，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而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性质上，不是在经典社会主义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利用资本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陷；这条道路也不是苏联模式理解的片面强调结构性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功能的新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说中国道路超越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实践，超越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也有别于我们自己的过去，那么这种“超越”或“区别”，主要体现在价值追求排序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制度手段”上，而非价值追求本身上。

从价值维度来谋划“中国道路”的未来战略，来指引其前进方向。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来考察中国道路，不仅仅在于肯定成绩，坚定信心，更是为了在肯定实然的同时直面发展中的问题，直面我们当前与社会主义应然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只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来审视中国道路，才能看清当前这个世界正在失去什么，我们又希冀着什么，从而认清中国道路的未来方向与发展趋势；只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本质要求出发，我们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觉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主动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不必囿于既有制度、体制的束缚。尽管我们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时刻面临在野党的意识形态挑战，但是我们却存在来自国内各种思潮的压力和来自国际上新自由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竞争和比较。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如果还继续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准则，我们将丧失话语权，也很容易为其他思想或思潮所干扰而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应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为标准来准确判断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既不因忽视问题存在而错失改进机会，前功尽弃；也不因夸大问题严重性而惊慌失措，自己吓倒自己。囿于制度束缚而踯躅不前，是不足取的。现实而可行的，是以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来指引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

从价值维度来理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政策变迁过程置于世界视野来考察，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设置自己的政治议程，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常面对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两难，进而揭示我们在解决中国问题背后所凝结的普世的思想原则、价值理念和政治智慧。价值追求才是制度设计的灵魂和国家认同的载体，价值语言才是走向大同和赢得尊重的关键。社会主义是“普世的原则”，也是“世界级的梦”，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道路在世界层面的重大贡献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其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不仅仅在于它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而在于其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证”彰显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振兴的曙光、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重塑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并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添加新的元素和标记。显然，强调“特色”不会增加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利于我们把中国经验推向世界。一味地鼓吹“中国模式”，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或者一味地强调“中国特色”，都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情怀，也很难赢得世界的认同和尊重。从这角度看，如果不能理解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很难理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编辑：沈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