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斐：全球治理，社会反向运动还是资本内在否定？

全球治理：社会反向运动还是资本内在否定？

沈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副教授）

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治理：社会反向运动，还是资本内在否定？首先，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社会反向运动？什么是资本内在否定？

“社会反向运动”是卡尔﹒波兰尼的一个概念。波兰尼认为，经济只是社会的一个物质要素，应该“镶嵌”在社会之中；而社会的内部，始终存在着两股对抗的力量：一股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扩张力量，它让经济变得一家独大从而“脱嵌”于社会的制约，另一股，是社会的自我保护，用来矫正经济的“脱嵌”。于是，“脱嵌”和矫正“脱嵌”的社会反向运动，一正一反，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条轨道。比如说，19世纪，引领经济繁荣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到了20世纪，出现了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反向运动，就是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它有效挽救了资本主义危机，带来了随后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不过，在马克思看来，波兰尼的无论是“脱嵌”还是反“脱嵌”，都由资本的内在否定所推动，因为所谓的“社会反向运动”，正是资本内在否定逻辑的外在表现。

“资本内在否定”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表达。简单说来，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这一自我否定，通过“资本—劳动”的社会互动展开，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并外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发展—衰落—消亡的生命全过程。因而，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内在否定，是一个关于社会生成的动力学分析框架，正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推动社会发展。

那么，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与马克思的资本内在否定有什么不同呢？两个卡尔，卡尔﹒波兰尼与卡尔﹒马克思，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吗？

我们知道，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说的是上世纪二战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转向，如果沿用他的分析方法，今天，可以清楚看到，如同左右摇摆的钟摆，70年代的滞胀危机引发了新一轮自由资本主义，而且这一次走得更远，加上了全球化的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后华盛顿共识”、新中间道路等思潮兴起，其中，“全球治理”，更是一面大旗，不但被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接受，而且极大鼓舞了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那么，这一次的社会反向运动，是否能够如愿实现全球共治？人类是否能够由此走向共同繁荣？

马克思的回答是：不，不可能！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框架里，“资本—劳动”的互动是轴心。二战后的社会反向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一整套的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妥协”，尤其是，政府、企业、工会达成的“三方机制”，既规范了资本间的竞争，更协调了阶级关系，从而形成了凯恩斯-福特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带来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但是，21世纪的这一次社会反向运动，我们看到，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是跨国资本和跨国生产。

跨国生产意味着，原来的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生产与积累被瓦解了，代之以全球化的资本生产与积累，从而，国家内部的资本—劳动关系被重构，国家原有的阶级调和和生产组织功能也不复存在。一个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已经形成，它是新的统治阶级，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内在地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跨国国家机器为之保驾护航。于是我们看到，“全球治理”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生产阶段的必然要求。就目前看来，全球治理所仰赖的跨国国家机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无一例外，都主要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阶级的对立面——全球无产阶级。非常遗憾，在跨国资本家阶级日益团结和强大的同时，是全球无产阶级的分裂和集体无意识。这是因为跨国生产的新的组织形式，如跨国公司、跨界并购等，有利于资本家组织起来，形成跨国阶级联盟；但新的劳动形式，如弹性生产、外包转包等，大大增加了劳动供给的可替代性，形成了一支由临时雇员组成的庞大劳动后备军，既为进一步压低工资、去工会化提供了条件，更造就了全球劳动者之间的分离、隔膜和恶性竞争。而且，这一新的资本—劳动结构建立在了跨国空间之上，有利于资本家阶级摆脱民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将其新的权力结构制度化，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剧“资本强势—劳动弱势”的格局。

于是，在这样的劳资格局下，无论是皮凯蒂所提出全球资本累进税，还是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3. 0》，都只是良善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今天的全球治理必须从改造资本—劳动关系、重建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出发，否则，它至多不过是波兰尼式的又一次“社会反向运动”、资本精英的又一次社会改良。

以上是我会议论文的一个汇报。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历史意识。我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我知道当前西方的很多社会主义学者，或亲社会主义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国有资本、土地公有制高度赞赏，对一带一路、亚投行这样兼有经济建设和公共产品双重属性的发展战略，也颇为认同。那么，中国是否能够为 世界范围内的 资本自我否定和新的全球治理提供 现有国际秩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呢？我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们都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