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良：中共执政的重要经验与“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

中共执政的重要经验与“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已总结了一系列的重要经验。这里我指的是正确理解和稳妥地解决三个三者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字：即发、改、稳（发展、改革、稳定）、党、民、法（党权、民权、法律）、马、中、西（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国外主要是西方文化）。按中共已有的总结，就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马、中、西关系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把它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同时吸取国外积极的文明成果。这三个三者关系，九个字，涵盖着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这几个最主要的领域，经得起科学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再次检验。依我的看法，这是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只要我们在新的实践中认真领会，全面运用，进一步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加以充实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是大有希望的。这就是我本人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所形成的“自信”。与此同时，心里也存在不少担心和忧虑。

当前，在中国政治词汇中，被运用得频率最高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就是“四个全面”。按我个人简单化的理解，“四个全面”这种战略布局表述的是中国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今天，建设、改革、治党、治国都必须全面推开，而且各个领域本身也必须全面推进。它强调的是全面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细细想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全面，也提出一系列的重点和难点。比如，（1）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使农民在不可抗拒的城镇化大潮中多收益，少受罪；（2）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机制中，如何纠正以官员们追求升迁为动力的GDP崇拜，和一些企业主不顾社会效益，追求填满自己腰包的利润最大化，让劳动者实际地体验执政者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党的奋斗目标的承诺；（3）以解决好党民关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心问题，把健全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任务；（4）在高调和强势反腐态势下，如何营造一种风清气正、为民族复兴实干向上的官场新常态，同时以执行民主集中制为主要着眼点的良好的权力运行体制和机制；（5）在文化思想建设中，即“软件”建设中，目标是党心、民心、炎黄子孙的心要齐，齐心是一项历史性的长期性的艰巨工程，如何使上述三种文化的定位（指导地位、根基和被借鉴的地位）都要到位、不要错位、不要越位。

下面我把上述五点做点阐述和发挥。

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使农民在不可抗拒的城镇化大潮中多收益，少受罪。从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中心问题之一。没有农民的小康，全面小康就谈不上，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最不平等的现象是城乡的不平等。农民是很苦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忍受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剥夺”多少是难以估量的。改革开放了，农民再次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也可办企业，可以进城打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被打破。中国的高速发展秘诀之一，是一两亿农民工以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艰难的劳动，极低廉的工钱又一次为中国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年底去讨工钱回家过年是要冒着挨打的威胁的。与此同时，农村作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大量被征用，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就是来自征地卖地，真正回到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相当一部分落到一些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手里。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义务教育的全面覆盖、农村医保的全面覆盖、农村老人也能领养老金，这是开天辟地的令人开心的新鲜事。到第一个一百年时，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城乡体制的一体化。中国共产党是功德无量的。

只有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关键时期。什么是真正的城镇化的中国道路？如何在城镇化中“以人为本”？体现中共是真正“执政为民”？值得高度关注。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大幕之下，不可避免有一些人（官与商）对农民手中仅有的一点点可怜的财产、权力（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房基地） 虎视眈眈。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出路是现代化，现在的经营方式必须改革，包括实行规模经营。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可以“流转”，“流转”与买卖有何区别？“流转”应该进行更严格的规范和管制。有经济学家提出“两放弃，三保障”，要农民放弃承包权、房基地，到城里保障有工可打，有房可住，有社会福利。我就怕放弃的放弃了，“保障”谁来“保障”？农办副主任韩俊说，现在全国农地流转的已占农民承包地的30%，其中工商企业拿到的是10%。他们想的是挣钱，盖房子，建工厂，搞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别墅、会所甚至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等。“非农化”、“非粮化”值得警惕。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觉得，其中核心问题是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在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中，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很重要的。多元的社会，利益多元、意见多元，由一个执政为民的政治集团来整合、统领太重要了。我们正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一百周年，试想，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让一个“小日本”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处横行霸道、奸淫掳掠呢？真正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可悲时代的是中共，把中国引领到今天在国际社会上这样的地位和影响，是我们的党！今天，许多明白人都晓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需要中共的领导；同样的，晓得党的领导必须改善，而其中心问题是建设好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的路线、体制和机制，逐渐解决造成“四风”的症结；并晓得这些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对中国坚持公平正义为最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民、法三者有机结合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成果。中心问题是民主。党的整个历史说明，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根本路线是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常态化和体制化，就是健全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大制度。因此，中国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和健全人大制度。党权、民权、法治三者有机结合点就在这里，保证最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监督权、知情权，保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最中心的机构就是这里。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就要体现在能否领导民众实现这些民主权利。因此，党必须管住自己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全民守法，就要党带头守法。协商民主是重要的民主形式，是中共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于上述民主形式来说，是最重要的不可少的补充，但最根本的民主形式和机构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各级人大。

全面从严治党，要解决的仍然是涉及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党群关系问题。其攻坚战明摆着是反腐问题。我觉得，这确实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和中国社会往何处去（即前途）的问题。干部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干向上的官场常态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不懈地贯彻八项规定、群众路线的学习实践活动、“三严三实”的学习活动、现在下达的干部能上能下的文件都很正确，但还有许多许多的事要做。

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党的组织制度问题。我的意思是一句话：权威主义不可取，民主集中制不可丢。有的学者重提权威主义，不知怎么想的。共产党的百多年好规矩、好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搞了一百一十多年了，有教训，倾向是过于集中，其教训需要总结。教训是民主的缺乏，你提权威主义，不是连民主也丢吗？我们的目标应该达到毛泽东提倡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这种努力。

实施好“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从根本上说，就是党心、民心、炎黄子孙的心要齐。齐心就是思想文化建设，就是“软件”建设。这是一项历史性的长期的艰巨工程。在中国，长期以来影响着人心的三种文化：马、中、西。这三种文化的位置怎么摆，主张各异。可以说，思想文化领域的分歧，比在经济、政治领域要明朗得多，尖锐得多，公开得多。因而形成了三种社会思潮。其实集中起来还是一个道路问题、主义问题。

上述中共关于三种文化的定位是很正确的，是达成社会共识的最大的公约数。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是很繁重的。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就会失魂落魄，像苏东剧变中的执政党那样。中共最重要的一些理念是姓马姓公的。没有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党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宗派利益集团！

吸取国外积极文明成果，是我党的一贯方针。毛泽东说的是一切民族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用了两个“一切”，十分肯定。要讨论的是什么是人类共同文明成果，什么叫做姓“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被我们当成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东西，它应该是姓“社”姓“马”的，我们为什么要把发明权、解释权送给“西方资产阶级”呢？

但马列主义只有同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才能扎根，这是历史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离开各国实际，就是“魂（灵魂）不附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绕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哪里？在社会中，在广大民众的心里、身上。但是建国以来受过两次大规模的破坏。一次是改革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坏了仁、和、王道；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后，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大潮，社会也被“市场化”了。大讲“利益最大化”，大大损伤了以往我们讲的“义利统一观”，当然也损伤了“仁”、“和”。试想几十年的经历，难道不是这样吗？

仔细想想，我们搞市场经济，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太大了。似乎市场经济西方的、美国的就是正宗，那么“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加上干什么呢？

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讲规律，把“人”的主观作用、能动性撇在一边“客观”吗？“需求”是发展的动力，什么“需求”？很容易把企业主挣钱的“需求”放在首位，把一些当政者追求政绩以求升官的“需求”放在首位。结果是“钱”被人家挣走了，产品呢？产能过剩严重，不仅是泡沫，也是发展的“暗礁”，钢铁、水泥、大量闲置的楼盘，等等。当官的有几套住房的人很多，于是，财产申报不敢填“不动产”，又成了改革的绊脚石??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问题”、“矛盾”的一面。但它不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贫富差距悬殊，官员严重腐败，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环境破坏??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讲义利统一观，讲客观和主观（能动性）统一观。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必须成为我们的文化根基，习近平这几年讲了很多，非常强调。其实，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特别是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已经不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了。比如“和”、“中”、“衡”、“度”。

“和”，不仅是“和为贵”，更主要的是“和而不同”，讲包容性，不是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和谐共处”在一体中。“和谐社会”、“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合作共赢”等，反映了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这正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核心概念。

“中”，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恰到好处。也是中华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趋向。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从对外政策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管理体制，都体现了从西方和北方（已解体的苏联）的“极端”中吸取教训，走了一条貌似中间的路子。“中”不是人为，是“历史的选择”。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连孔子都承认做到是很难的，因为“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不过没有这种理想也不行。

“衡”，中国、世界、个人发生了问题，一般就是由于“失衡”。经济发展比例不合理，失衡了，于是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美国、西方发生了危机，也是失衡引起的；自然界地震、火山爆发、暴风骤雨、电闪雷鸣，也是失衡造成的；人生病了，也是因为“阴阳”不调，饮食比例不合理，心理不平衡等造成的。平衡是发展的条件和一种状态。整个社会的工作，简言之，其实常常是在求得平衡。北大赵宝煦先生说，政治就是摆平的艺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是在做平衡的事。

“度”，这个哲学概念，太重要。度即是保持事物质的规定性的量的界限。许多事物不是简单的好不好，而是是否适度。我们在改革中的“旧”体制、机制和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过火、过度、过左。这是美国的苏联专家总结的。所以，中国改革中，“度”的要求十分突出。最典型的是发、改、稳，党、民、法三者的统一。“过”了就出问题，三种文化的位置怎么摆，也是一个“度”的问题。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我相信有不少会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普世价值”。但也必须看到其不完善不科学的方面。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加以端正、修正。如只讲“和”，但事物客观就是有差异、矛盾，摩擦、斗争、冲突有时难以避免，“和”中有“斗”；“中庸之道”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最合理的。毛泽东讲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把少数人的意见不加分析当成一定是错误的“极端”也是缺乏分析的。“衡”也只是相对的。共产党传统哲学讲不平衡是绝对的，不是没道理的，但只是从哲学意义上说，政治上反对“平衡主义”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