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海在第二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上的致辞

在第二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上的致辞

杨金海（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研究员）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今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开局之年。最近我们又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欢聚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召开第二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时代发展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这个会议主题，特别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深入的思考和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会议的主办方之一中共中央编译局，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领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会议的东道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以及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为会议的周到安排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我们几家在这里已经举办了第一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今年是第二届，我们期望把这个研讨会打造成一个长期的高水平的具有国际视野的研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学术平台，旨在促进我们各方的友好合作，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以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历史视野、未来意识为特点，深入研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的相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有助于我们从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看待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同时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发展的视角去思考世界发展的问题。

这次研讨会的题目很好。围绕这个题目，可以从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高度，特别是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高度，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创新问题，特别是深入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推进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理论智慧。我想借这个机会，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问题谈几点自己的想法，供大家参考。

近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科学总结，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方略的基本形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今后若干年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新发展，特别是对制度体系的创新发展，其中包含着一系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

首先，这是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经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发展战略思想。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两步走”发展战略，即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10-20年时间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水平大体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是再用20年左右时间，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8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经济总量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经济总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00年，“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201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第二步，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宽裕的小康水平，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从新的“三步走”战略来看，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一步任务，现在正在走第二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完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任务而提出来的。

其二，这是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解决这些时代课题而提出来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

其中，“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到建党一百周年时要实现的目标，这是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的关键一步。只有这个目标实现了，才有可能实现第二个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后三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第一个全面”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特征是推进治理现代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个总特征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抓“治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新”之所在。为什么这样说？比较一下前30多年不同阶段的改革开放特点即可明白。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是抓“改革”，即开拓创新，破除旧的体制机制，尝试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而且，主要是抓经济改革，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温饱问题，新的制度体系还处于早期发育阶段。90年代，我们确立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抓“发展”。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发展仍然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抓国有企业改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等，新的制度体系仍然处于发育形成阶段。进入新世纪后的头10年，我们确立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追求各个方面的和谐“稳定”，不仅抓经济发展，也抓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社会治理体系，加之30多年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治理整顿，既要承续前几十年的成果和经验，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较高速度，同时又要消化和解决长期积累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问题，包括经济转型问题、发展差距问题、消极腐败问题、党风社会风气不纯问题等，使得改革、发展、稳定、治理等各项工作目标更加明确，方向更加正确，制度更加规范，打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升级版。

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在推进治理现代化方面下功夫。

“四个全面”的每一个方面要落实到位，都需要有具体的抓手，这就涉及到具体的体制机制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两个方法的工作，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方面又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要从总体上协调各个方面的改革发展，力求使得各个方面改革发展相互配合，全面推进，打造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全面依法治国的任务是要使得这些改革发展的制度性成果定型化，包括将我国的基本制度以及相关的战略、政策、措施和运行体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就能够保证改革到位，并逐步克服以往“人治”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我国，实现治理现代化还有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就是党的建设。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后一个全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治理现代化，最后还要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上解决问题。所以，在抓依法治国的同时，还要加强以德治国，对全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等。总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入研究、精心设计、认真实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加强对中外现行国家治理体系的比较研究。

要在国际比较中总结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经验，增强制度自信。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有四大优势，即稳定、高效、和谐、和平。我们的改革发展至少有四大特点或经验，即坚持新社会主义观、实行增量改革、主张中庸和谐、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推进我国的制度创新要继续发挥这些优势和经验，不能自卑自弃，崇洋媚外。当然，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好经验，包括发达国家在完善政府治理、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应当把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其中所蕴涵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区分开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包容的精神，积极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但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灵活运用这些经验，不能照抄照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治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研究借鉴。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我们今天的治理体系，既包括对传统治理体系的超越，又包括对其中优秀成果的继承。认真总结我国古代治理中的民主性精华，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比如，我国秦代实行的郡县制，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质，现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类似的制度。又比如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培养和选拔社会治理人才的重要制度，为选拔精英人才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精英治国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制度保证。现代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汲取了这一成功经验，均采取类似办法。又比如协商制度，是中国古代从国家层面到家族层面所普遍采用的治理方法，其核心精神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利益，保持社会关系的和谐。实践证明，这种协商制度包含丰富的民主精神，是形成社会共识的重要途径。此外，中国古代的议事制度、内阁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有不少合理之处。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治理理念和实践，才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形成演变的历史文化基因，也才能更好地借鉴古代优秀的治理成果，同时，剔除传统治理文化中的糟粕，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这个话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次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这方面的丰硕思想成果，并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大家在上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