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解放区”时期大连党组织的活动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大连由苏联军队实际管制。处于半公开状态下的大连党组织，既要同国民党势力和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作斗争，又要与驻大连的苏军巧妙斡旋。在重重困难之中，大连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卓有成效地稳定民心、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表现出高超的工作水平和斗争艺术。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旅大长达40年的统治。然而，在经历了解放的短暂喜悦之后，大连市民变得焦虑不安：市区交通受阻，商行关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盗匪四起，枪声不断。仅在1945年9月间，就有粮厂、煤场、木材厂、酱油公司、青果会社、油脂会社、山林、仓库、码头、飞机场等单位和24户居民被抢。9月12日，100多名日本学生在石道街附近残杀3名中国人。

当时，大连由苏联军队实际管制，我们党的组织处于半地下状态，国民党的、帮派会道门的、大汉奸大商人的各种组织五花八门。在这个“特殊解放区”里，大连地方党组织迎难而上，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取缔大汉奸张本政的“治安维持会”

在苏军空降大连几天前的8月18日，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组织了一个“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后更名为“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

当时已年过八旬的张本政，是大连地区“资历”最老的大汉奸。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就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为日军窃取情报，并在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扶持下逐渐成为华商富豪。在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张本政便拜见苏军军官，以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领到了一些枪支。“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大肆网罗旧军警、汉奸、工头和地痞流氓，拼凑起近万人的武装。对大连情况“两眼一抹黑”的苏军，也只能暂且利用“维持会”来“维持”社会秩序。

11月7日，大连市民在体育场集会，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当张本政出现在主席台时，由大连职工总会组织的上万名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惩办大汉奸张本政。随后，在集会游行中，“治安维持会”武装分子将一名工人纠察队员枪杀。于是，刚刚成立的大连公安总局（局长由我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东斌担任）在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把“治安维持会”缴了械。翌日，“治安维持会”被市政府（苏方任命大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共大连市委手里）取缔。1947年，张本政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需要指出的是，时年82岁的张本政仍然贼心不死，在保外就医期间逃离大连，辗转于沈阳、上海、天津等地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1951年，在新中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本政在天津落网，并被押回大连。1951年6月10日，86岁的张本政在万人唾骂声中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结束了他漫长而罪恶的一生。

整治苏军官兵骚扰市民行为

进驻大连的苏军官兵，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环境，有部分人产生了“狂暴”心理，在大连酗酒闹事，强奸妇女，行抢扰民。此外，苏军还把大连工厂里的机器拆卸下来运往苏联。

就这些问题，中共大连市委向苏军当局进行了严正交涉。此后，苏军对违纪官兵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一些胸前挂着勋章的军官和士兵在违纪现场被执法队就地正法；从国内调来部队换下在大连市民中影响极坏的部队。至1946年下半年，苏军军纪有了明显好转。对苏军拆卸搬运工厂机器之事，中共大连市委在向苏方交涉的同时，通过大连职工总会组织了护厂队、纠察队，保护工厂设备。苏军搬抢机器的行动被有效制止。

消灭国民党在大连的地下武装

1945年9月，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先后从长春派出两批人员到大连，组成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长是汪渔洋。就在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挂出去的第五天，大连苏军发现他们公开进行反苏、反共活动，旋即将其取缔，汪渔洋等6人被遣送长春。此后，国民党市党部转入地下。

1946年1月，罗大愚在大连组建“国民党先遣军第四独立团”，任命汪逢玺为团长。汪逢玺以国民党市党部骨干力量为基础，网罗敌伪残余，在不足20天的时间里，拉起了800人左右的地下武装，触角从大连延伸至旅顺、金州、普兰店。

1946年1月25日上午，“第四独立团第二特务连”连长王国屏与特务谢立业持枪闯入岭前桃园台（今桃源街）日本侨民太田家中进行敲诈。岭前公安局警察迅速出警，当场抓住谢立业，从其身上搜出王国屏的委任状。大连公安总局趁机派傅学坤打入敌人内部。

次日，公安人员即根据傅学坤提供的情报，将正在谋划于农历除夕趁居民燃放鞭炮之机进行武装暴乱的特务首脑们一举擒获。他们中有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代理书记长、“第四独立团”政治主任刘世德，团长汪逢玺，参谋长谷世卿等。经审讯获悉，“第四独立团”已经在市政府、公安总局、职工工会等要害部门中发展、安插了175人，并预谋杀害副市长陈云涛和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1月27日清晨，公安总局在全市开展大搜捕，彻底铲除了国民党在大连的地下武装。

粉碎日本宪兵暴乱阴谋

日本投降后，在大连居住的日本侨民约有25万之众，其中有诸多军、警、宪、政人员。原日本大连宪兵队的田中悄悄藏匿了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与原宪兵队的平野、若浦等人密谋，在逢坂町178番地（今武昌街452号）实施暴乱，杀害抢劫日本人，嫁祸于中国人，制造民族对立情绪，以挑动日本人进行大暴动。

从1945年12月30日起，他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案，枪杀日本侨民两人，抢劫苏联侨民一户，劫持日本侨民一名。经过侦查，公安机关确定了目标，开展追捕。平野在逃跑中被击毙，田中和其他人在藏匿多日后，被一一抓捕。

“搬家运动”让老百姓“从草屋到天堂”

1946年年底，滞留在旅大地区的20余万名日本侨民被陆续遣返回国，大批日式住房空了出来。中共大连市委决定，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史称“搬家运动”），让那些居住在“风来透，雨来漏”棚户区里的工人、城市贫民搬进洋房。

经过3次大规模的住宅调整，15895户、6万余名长期蜗居在贫民窟里的群众搬进了日式住宅。在那些日子里，搬家的市民队伍排成了长龙，他们用彩纸装饰着堆满家具的大车，高举着写有“从草屋到天堂”的标语，敲锣打鼓搬进了洋房。

领导市民开展自救

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推进到金县石河驿以北，对旅大地区呈扇形包围之势，割断了大连与外地的陆路联系，并实行严密的海上封锁，进入旅大地区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的通道均被切断。大连众多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市民缺衣少食，多数居民靠野菜和豆饼果腹，生活十分艰难。

在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下，一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地吃地，能大即大，能小即小”的生产生活自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努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盐业、渔业的同时，中共大连市委组织市民，把种粮、种菜作为开展生产生活自救的主攻方向。机关、企业的房前屋后，居民住宅的院内墙外，甚至马路边都种上了庄稼。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市政府先后组成100多支采粮队伍，从胶东、北满、辽西等地采购粮食13万吨，千方百计突破陆上和海上封锁运进了大连。

驻大连的苏军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在海参崴把粮食、植物油、罐头和蔬菜等装上军舰，运至大连港。苏军还把缴获的日本轮船交给旅顺市政府从事水上运输经营，一些苏军战士把自己心爱的战马套上犁耙，帮助农民耕作，还驾驶军车拉水上山，灌溉农田。

1946年下半年，全市有324家工厂因缺乏原料停产，失业人数达7万余人。1947年4月，驻大连苏军当局与中共大连市委商议成立中苏合营企业，并拿出了合营企业的具体方案和议定书。面对这个事先没有通过气的方案，中共大连市委审时度势，没有更多追究细节，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了中苏合作公司的运行上。4个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了保障。这些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也随之活跃起来。

（辽宁《共产党员》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点击进入“全国党建期刊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