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中看到的“三严三实”标杆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习仲勋同志的秘书张志功同志回忆习老的一本书，叫作《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该书记录了习老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动故事，充分展现了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老人光辉的一生，曲折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同时，也让我们获知了一个践行“三严三实”的标杆。

严以修身逆境中方显信仰的力量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也知道习老是一生光辉，历经坎坷。看了之后，才深深品味到：“光辉”的深意，非常人能达到；“坎坷”的苦处，非常人能忍受。尤其是在16年逆境中所体现出来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使我震惊。仅举一个例子。

1967年1月，习老被西北大学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交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孟德强看管，孟德强记述了习老曾两次给毛主席上书的事。第一封信是2月2日写的：

主席：

我于元月11日被红卫兵抓到西安，现住在西北大学，请转告总理，让他放心。

来西安以后，红卫兵把我武斗了两次，我的一只耳朵也被斗聋了。建国初期，我在西安工作，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西安地区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现在红卫兵把我抓到西安的大街上批斗，只能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亲属感到高兴。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很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还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好。

习仲勋

1967年2月2日

一个月后，即在1967年3月2日，习老又一次上书毛主席，内容如下：

主席：

最近，西安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红卫兵到处都在夺权。现在已经到了三月，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开始。红卫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种庄稼，要是让他们夺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的权，可能就会影响到全年的农业生产。建议中央发个文件，明确春耕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能夺权。

习仲勋

1967年3月2日

这两封信由孟德强誊抄留底后从西安邮局寄出，但不是直接寄给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寄给陈伯达转毛主席。为什么要通过陈伯达转？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直至“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位高权重，因此中央规定，习老和中央的联系一律由陈伯达中转。至于这两封信陈伯达是否收到，又是否转给毛主席，已无从考证。

不过，3月2日的信发出不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春耕生产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夺权》。是中央采纳了习老这一建议，还是巧合？这也无从考证了。

我想说的是，一位被红卫兵看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轮番批斗、身心极度疲惫的“反党分子”，此时此刻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春耕生产”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无论是在顺境还是身处逆境，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为何习老能做得到？我认为这是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信仰和信念的作用，往往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逆水行舟的时候才凸显出来。

培养信仰不是修身的全部，但确实是修身的最高境界，是修身的至高点，是修身的关键。

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8日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所提出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深刻内涵、深远意义。

严以律己尤其要讲纪律、守规矩

习老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初到广东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装有空调，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耐。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指名给习老1台。他坚决不接受，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共享。

习老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们。比如对孩子进行近乎苛刻的勤俭教育。孩子的衣服和布鞋是依次“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或穿破了，补上补丁再让小的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布鞋，传给弟弟。由于姐姐的布鞋是花的，弟弟怕同学看到笑话，害羞不愿意穿，习老就让把花鞋染黑了穿。

习老对孩子们严格教育和管理还包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锻炼他们的意志。20世纪40年代中期，延安的一个夏日，习老在窑洞内伏案办公，习老的长子、年仅五六岁的习正宁在窑洞外的院子玩耍。忽然一阵狂风，暴雨夹着像枣子大的冰雹倾盆而下，树叶被砸得落了一地。正宁跑进窑洞躲在父亲身边。父亲看着儿子胆小害怕的样子，拉着他的手走到窑洞门口，命令他出去捡冰雹。正宁说：“雹子打人疼呢！”但他见父亲严肃认真的表情，只好抱着头迈出了窑洞。正宁从门内一露头，冰雹就打在身上，抱着头又缩回窑洞。习老就把他往外推，并大声说：“不要胆子这么小嘛！你不仅要锻炼勇敢，还要动脑筋想办法，把冰雹捡回来，又不让冰雹打着你才行啊！”说着习老拿起一只洗脸盆扣在儿子头上，自己也头顶一个脸盆，拉着儿子冲出了窑洞。冰雹砸在脸盆上“叮咚”乱响，父子俩像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一样，满院子跑着、喊着、叫着、比赛着捡冰雹。孩子们也许没有想到，习老要求他们从小养成不畏艰险、勇敢机智的性格，对他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文化大革命”中，在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就是凭着这些宝贵的精神力量，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经受了种种考验。他们的坚强和优秀，是习老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习老严以律己，很重要的一点是讲纪律、守规矩。比如：他明确要求家属和孩子们不得用他的专车。在广东工作期间，一次司机去机场接人，迟迟没有回来，他就问秘书，是不是孩子们用车了？又问孩子，是不是用车了？最后司机回来，又追问司机，知道是因为飞机晚点才罢了。

守规矩，最重要的是守政治规矩。习老到广东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其中最花费他精力的是“李一哲”案。“李一哲”并非一个人，而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三个人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的。经过艰苦工作，习老主持省委常委会作出决定，为“李一哲”案平反，并定于1979年2月5日在友谊剧场召开平反大会，由分管宣传的吴南生书记代表省委出席。“李一哲”给习老和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求在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场召开平反大会，二是要求习老参加平反大会，三是要求省委领导接见“李案”成员。要是这样，省委的两项决定均会为“李一哲”推翻。情况紧急，习老不顾疲劳，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首先批评“李一哲”这种做法“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给党委的紧急通令”。接着解释说，选择在哪里开会，是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至于他本人参加会议的问题，习老说，我能和你们谈这么多次，难道还不能参加你们的平反大会？主要是我的时间安排不开，要赶到肇庆去开会。对于他们要求接见“李案”所有成员以及被牵连的人，习老当即同意，表示明天就可以安排。最后，习老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已经是66岁的人了，为了处理你们的事，连续4个晚上没有洗澡了，你们要体谅老同志。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严以律己，强调讲规矩，他们本身就是严以律己、讲规矩的典范。

严以用权举贤也要避亲

书中记载，习老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情面。一次，他的家乡富平县“父母官”进京，请求他批拨一些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按常理，照顾一点也不过分。但他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家乡干部表示理解，说在习老这里上了一堂党课。

习老拒绝官僚习气，不因位高权重而讲排场。书中讲到，习老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张志功同志说，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员和勤务员。下乡时，他从不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必需的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习老到陕西省基层考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看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到达时，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老看到后非常恼火，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

习老尤其注意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孩子谋取利益，其要求之严甚至让人感觉不近人情。书中记载，长子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户县秦岭深山里的一个科研单位，一干就是13年。后来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业务骨干。学院从陕西选调了3个专业人员，其中就有正宁。就在正宁办妥调动手续即将赴京报到时，习老知道了此事，亲自出面挡了驾，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后勤学院撤回了调令，其他两位则顺利调入北京。正宁当时有些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老深知，儿子当年的工作分配曾因他受到影响，这次调动的确有利于他今后的发展，但习老还是请陕西省委的领导给儿子做工作，说服他继续留在原单位，不能让人说他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举贤不避亲？没有那回事！”习老的这句名言至今被很多人传诵着。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生动地感受到一个革命老前辈在权力面前谨慎、清醒、理智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