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而永不屈服的精神品质和高尚追求，中华民族五千年间历经沉浮却始终薪火相传，绵亘其中的正是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涌现出以左权、彭雪枫、杨靖宇、张自忠、佟麟阁，以及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宝山姚子青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英烈和英雄集体，表现出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

老帽山六壮士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广为人知，但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知道的人却不多，那是一个和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抗日英雄故事。

老帽山位于风景秀丽的北京房山十渡风景区，是十渡村、马安村之间的一座陡峭的山峰。

1943年4月中旬的一天，房山南窖据点的300多名日伪军，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经过霞云岭等地向十渡地区进犯。当时，中共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委、县政府及八路军冀中十分区指挥机关驻在十渡地区，十分区二十七团团部在西庄村，冀中印刷所、银行在西河村，兵工厂在后石门村。

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二十七团派20名战士在老帽山下一座可以俯视十渡河滩的小山头阻击，房涞涿联合县县长郝绍尧立即组织县政府人员和老百姓撤到西边的山沟里。

这天早晨，战士们刚隐蔽好，日伪军高挑着旗子，出现在河谷的通道上。当日伪军进入射程之内后，战士们一齐开火。突然的枪声出乎日伪军的预料，他们丢下几具尸体慌忙后撤。很快，日伪军发现阻击的八路军人数并不多，于是分成几股，再次向山口扑来。

八路军阻击阵地在5丈多高的悬崖上，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顽强地阻击来犯之敌。日伪军冲不上去，只能用机枪向山崖上疯狂扫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山崖下倒下一片日伪军，但八路军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

阻击完成的预定时间到了，战士们开始撤离阵地。突然，他们背后响起了枪声，几位战士应声倒下。原来，日伪军在汉奸的带领下从背后包抄上来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战士们发起了一次突围，但没有成功。14名战士牺牲了，最后只剩下6名八路军战士。他们且战且退，一步步退到了老帽山山顶。

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面前是一步步逼近山顶的日伪军，后面是悬崖。6名战士互相看了看，挂满硝烟的脸上露出慷慨赴死的刚毅表情：誓死不当鬼子的俘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6名战士一步步退到山崖边。就在日伪军嚎叫着扑上来时，他们抱枪纵身跳下山崖。

日伪军闯进了十渡村，发现扑了个空，气急败坏，就放火烧了村里的400多间房子，向五合方向撤走了。民兵在山下找到血肉模糊的6位烈士遗体后，将他们就近安葬在老帽山下。

41年后，1984年2月26日，共青团房山县委和十渡乡党委、政府，在老帽山建立了“老帽山六壮士纪念碑亭”，以表达人们对6位无名烈士的怀念之情。中共房山县委原书记李永芳题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六壮士永垂不朽！”碑文写道：“1943年春，我八路军六壮士在老帽山阻击战中，与日寇英勇搏斗，弹尽后宁死不屈，跳崖就义。特建此碑，以志纪念。”

没有人知道老帽山六壮士姓甚名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八路军战士、抗日英雄。

“抗团”书生枪手

1940年7月7日这一天，是卢沟桥事变三周年的日子。日伪“北京”当局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的庆祝会，大会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主办。

吴菊痴这人本是京城名票，与“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交情不错。他根据唐诗《新婚别》《兵车行》《陇西行》等，为程砚秋捉刀新编的历史剧——《春闺梦》（一说作者是金仲荪），堪称经典之作，是个十足的文化人。谁也没想到，日军占领北平后，吴菊痴出任了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了文化汉奸。得知这个消息，一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秘密地下抗日锄奸组织——北平抗日杀奸团，决定刺杀这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以示惩戒。

1938年暑假后，“抗团”一些成员考入大学，其中宋显勇、方圻、范旭、黎大展考入燕京大学。于是，他们建立了“抗团”燕京小组。1939年春，孙大成、李振英、周庆涑、郑统万等另外一些“抗团”成员也先后到北平上学。依托在北平的“团员”，建立了北平抗日杀奸团。之后，北平“抗团”秘密在育英中学（今北京25中学）、贝满女中（今北京166中学）、志成中学（今北京35中学）等校发展“团员”，扩大队伍。

针对这次锄奸行动，北平“抗团”负责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李振英（又名李汉成）安排了两个小组。一个组由他和书生枪手冯运修组成，负责制裁吴菊痴。另一个组由华北中学（今北京6中）的刘永康、志成中学的叶于良组成，负责制裁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冯运修长得又矮又瘦，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是个枪手。他从一介书生变为刺杀汉奸的枪手，这还要“归功”于他的姨夫齐燮元。

齐燮元是直隶宁河县人，光绪年间的秀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二期学员，曾当过直系军阀吴佩孚组织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是个大军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齐燮元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后来又出任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一句话，齐燮元就是华北伪军的头子、大汉奸。

齐燮元的外甥，这身份在平津地区可够“唬人”的，给冯运修的锄奸工作提供了“掩护”。冯运修精明干练，在北平受璧胡同甲12号（老门牌）又有可靠的立脚点，所以不仅担当刺杀汉奸的枪手，也负责保管“抗团”的文件、枪械。

“庆祝会”结束后，吴菊痴、陈辋子又前往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出席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招待新闻界的餐叙。李振英派刘永康进饭馆侦察。刘永康出来后觉得饭店地方小，容易误伤人，不方便下手。大家只好耐心等待。大约一个小时后，也就是21点30分左右，吴菊痴和伪《新民报》女记者白洁如先出来了。同和轩饭庄给他们二人每人叫了一辆黄包车，一前一后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教育部街）伪《新民报》报馆。

李振英、冯运修立即骑自行车尾随。行进中李振英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在后接应。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黄包车的后面。也巧了，当黄包车到了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正赶上刘王氏家里办丧事，唢呐声、哭泣声一片。白洁如的人力车过去了，吴菊痴的人力车被挡住了。按老理儿，死人比活人大。车夫周德立只得停下来，给送葬的队伍让路。吴菊痴、周德立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了。

冯运修见有机可乘，说时迟那时快，猛蹬两下，靠近吴菊痴的黄包车，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连开两枪，然后迅速撤离，按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北家中去了。

冯运修使用的是俗称“掌心雷”的手枪。这种手枪专业名称是勃朗宁M1606袖珍手枪，1904年开发，1906年开始生产，枪长114毫米，比成年男子的掌心还短，只能装6发子弹，体积小、枪声小，还秀气，特别适用于刺杀，也叫“对面笑”。

隐约听到枪声，前面的白洁如回头一看，发现吴菊痴歪在人力车上。于是，赶紧向日伪外二分局十四管段报告。伪警察马上用车将吴菊痴送往市立医院。结果刚到陕西巷南第九管段时，吴菊痴就一命呜呼了。在市立医院，经外科主任、日本医生宫下查验，吴菊痴左耳梢上部、下部各中一枪，子弹穿入脑中。

由于担心日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叶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陈胖子意外捡了一条命。

刺杀吴菊痴的行动，给北平日伪当局震动很大，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北平宪兵队牵头，根本不和北平伪警察局联系，直接调动伪满洲国警察进入北平，躲过“抗团”的情报眼线，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大逮捕。

7日凌晨，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璧胡同甲12号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发觉情况异样，立即起床，取枪走出卧室，将他保管的“抗团”材料、文件，拿到厨房进行焚毁。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将他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后，随即发现了藏在厨房里的冯运修，喊话叫他投降。冯运修不予理睬，继续烧文件。日伪军警发觉后，冲向厨房。冯运修开枪还击。

这时，伪警察局特务科科长、汉奸袁规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逼近厨房。冯运修抬手一枪，正中探出半个脑袋窥视的袁规颈部，特务袁规应声倒下，后来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保住了一条狗命。

日伪特务一见这枪法，都不敢上前了，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射击。冯运修奋力还击。在日伪军警的枪声中，冯运修的枪声渐渐停止了。日伪特务战战兢兢地走进厨房，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右手负伤，一直用左手持枪还击。

为了获取口供，日伪警察将冯运修送到中央医院。此时的冯运修伤情严重、气息奄奄，已经不能说话了。8月8日夜，冯运修牺牲在中央医院。

冯运修，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年轻爱国志士的名字。

碧血黄花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公立小学任教的沈爽再也无法安心教书。他辞掉教职，化名白涤非，几经努力，拉起了一支1000余人的抗日自卫军，活跃在双城县东西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攻打伪警察所，袭击日军巡逻队，镇压铁杆汉奸，给日伪统治造成很大威胁。日伪军多次“清剿”不成，便想用高官厚禄诱降他们。敌人探听到这支自卫军的白涤非司令是本地人，便放出风去：如白司令率队归降，立即授以双城县县长之职。沈爽闻之淡然一笑，笑称：“让鬼子见他的鬼去吧。”但他的一些家人却心动了。一天，他的四叔来找他，劝其归顺。沈爽自小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四叔，但这次却直斥四叔老糊涂。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咱是中国人，决不能当亡国奴。侄儿抗日是为国尽忠，战死可以，投降不成！”四叔不死心，又劝：“听说你归顺了就当县长，这可是好事。抗日不缺咱一个，见好就收，当了县长也好光宗耀祖。”沈爽大怒，拂袖而起，斥道：“你心里要还有祖宗，就说不出这番混账话。我抗日难道是为了升官发财吗？要当汉奸县长你去当，我不稀罕。”说罢昂然而去，从此叔侄决裂。

1940年7月，沈爽到北平丰滦密联合县做敌工工作。当时，根据地初建，不仅敌特汉奸猖獗，而且缺少情报网，物资匮乏。沈爽到任后通过镇压榆树湾、四合堂、大甸子的3个铁杆汉奸，震慑了汉奸特务，但要获取重要情报和购买军需物资，只有到县城去。这天，他扮成教书先生，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暗藏手枪，来到密云县城西门。守城门的伪军盘问他，他自称是教书先生，与县城大士绅苏俊峰是亲戚，乡下闹八路，来县城谋点事干。伪军见他长相儒雅，神情淡定，没搜身就让他进了城。他打听到伪县政府要员苏俊峰家，径直而入，直接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并对其晓以大义，最后说：“我今天不请自来，要抓我请便。只要不怕血溅厅堂，你家就是我的坟场！”苏俊峰本就是被迫做伪事，又被沈爽所讲道理和他的过人胆量折服，答应帮忙。沈爽在苏家住了几日，通过他接触了伪县政府、伪新民会、伪商会、伪警备队的一些人，做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获取了一些情报，然后大大方方出了城。此后，沈爽又多次进出县城，购买药品、布匹等，还在伪职员、伪军中发展了一些秘密情报员。一次，他通过伪商会征收到一大笔救国捐款，塞满了两个点心盒子，他镇定自若，以走亲戚为由，大摇大摆地带出了城。

沈爽注重对伪军、伪组织的瓦解工作，不放过任何可利用的机会。1940年底，沈爽了解到密云县伪警备大队有个中队长叫张博，是河北沧州人，穷苦出身，他的部队很少祸害百姓。沈爽便通过县城内关系约其见面。两个人见面后，张博方知眼前人是八路军，很紧张。没想到沈爽开口就肯定了他不与鬼子汉奸一道祸害老百姓，是个有良心的人，接着表明此来只是谈谈心，交个朋友。疑虑消除，二人谈了很久。沈爽从日本入侵谈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从抗日救国谈到八路军的所作所为，从民族大义谈到怎样做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话到深处，说得张博痛哭失声。从此二人成为朋友，张博向沈爽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并在沈爽进出县城时提供掩护。过了一段时间，沈爽觉得条件成熟，便劝说张博弃暗投明，张博也有此意。1941年8月，在八路军十团的接应下，张博率本中队70余人借跟随日军“扫荡”之机，携两挺机关枪、数十支步枪战场起义，加入八路军十团。

1941年11月，沈爽被任命为丰滦密抗日联合县县长，上任后正赶上日伪军对丰滦密进行两月余的“万人大扫荡”。日伪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所谓“民匪隔离”为目的集家并村修“人圈”，制造了方圆200余里的丰滦密无人区，使根据地抗日斗争面临着空前严酷的局面。为稳定民心，沈爽要求干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哪怕只剩了一个村庄，一个山头，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对躲进深山密林誓死不进“人圈”的抗日群众，沈爽指示县区干部逐村逐沟地寻找，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将他们重新安顿和组织起来，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坚定他们跟着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为保证10团和党政工作人员在“无人区”内生存，沈爽费尽心思，亲自选择地形隐蔽、有水有柴的地方建立起多个军事活动站，砌好地炕，埋存粮食，供军队和党政机关使用。这些措施，在坚持无人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3月底，沈爽率县政府和十团团部一起隐蔽在黄花顶山下一个叫臭水坑的地方，由于居住日久，被敌人发现。4月8日，1000余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臭水坑。听到报警枪声，沈爽立即命令将机密文件埋掉，然后指挥干部战士突围。但敌人太多，封住了所有出口，他们只能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东沟的东北角，被悬崖拦住。沈爽高喊：“同志们，杀回去！宁可战死也不能让敌人抓住！冲啊——”干部战士返身杀入敌群，有枪的用枪，无枪的用棍棒，与敌人激烈搏斗。沈爽和警卫员背靠背对敌射击，一直打到只剩一颗子弹。沈爽对警卫员讲：“出去告诉同志们，多大困难也要坚守住我们的根据地。”然后枪顶头部扣动了扳机，饮弹自戕。战后，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大水峪据点示众，妄图震慑抗日军民。但适得其反，沈爽的牺牲精神和临终嘱托激励着丰滦密抗日军民更加顽强地斗争，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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