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山神”

“这些年净钻山沟了。”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李德龙这样总结自己的前半生。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宝清县七星泡镇金沙岗村的农民，这些年一直在做着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寻找当年的抗联遗迹。

过去30年间，他采访过上百位抗联老战士和抗联将士的后代；为了进山寻访，他开坏了7台吉普车，行程达25万公里，足以绕地球赤道6圈；他发现抗联密营遗址、战斗遗迹1000多处；宝清境内立下的30块抗联纪念碑，有25块是他带人核准的位置，其中6块是他自掏腰包制作的。2013年9月，他根据抗联历史故事创作的剧本《山神》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夏衍杯”电影剧本奖，成为东三省当年获此殊荣的唯一一部作品。

孤独的旅程

——“地为床，天做氅。篝火阑珊，谈笑巅峰上。”

一碗面条端上来，不到两分钟，李德龙便吃个精光。他抹抹嘴，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跟记者解释：赶时间习惯了。他吃饭快，走路也快，一米八的瘦高个儿，走起路来“嗖嗖”带风，丝毫看不出是个年已半百的人。

在村民眼中，当了近30年村支书的李德龙虽然没上过大学，可文化水平却不一般，而且是块当干部的料——17岁担任村民兵连长、19岁当选村委会主任、22岁被选为村支书，一摞“双鸭山市劳模”“双鸭山市优秀共产党员”“双鸭山市优秀村支书”的荣誉证书，可以证明他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大伙儿都认可，李德龙脑瓜好使，有股钻劲儿，还认识不少社会关系，可他总让人觉得“有点儿没正事儿”——工作之余，有那精神头不琢磨做点儿买卖啥的，没事净往山沟里钻，搞什么抗联史研究，“哪是你一个农民干的活儿啊？”

李德龙的“没正事儿”始于1984年。

那年夏天，几位抗联老战士回访李德龙的舅姥爷——当年的抗日救国会骨干。在东北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11个军中的9个军曾在宝清这块热土上同日伪军浴血奋战。作为革命老区抗日骨干的后人，李德龙对抗联事迹从小就耳熟能详，对山里的情况也非常熟悉，因此，黑龙江省军区的同志委托他陪同抗联老战士重游故地。

在斑驳的战场遗迹前，几位老人声情并茂地追忆当年的鏖战情景，讲至动情处，一个个老泪纵横：“那么多战友死后连块碑都没有，让人难受啊！等我们也没了，谁还能记得他们？跟鬼子、二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他们不怕死亡，但怕被遗忘。”

“怕被遗忘”，这句话听得李德龙心头一紧。

这次抗联旧址之行，使李德龙萌生一个念头：要让后人记住抗联的丰功伟绩，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打那儿以后，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去山里寻访抗联历史遗迹。

冬天进一趟山不容易，在山里过夜也是常有的事。山坳背风处的积雪通常有五六米深，他拿锹掏一个雪洞，抱一堆柞树叶往地上一铺，再在不远处拢一堆篝火，裹着毛毯和衣而眠。一个人夜宿深山老林，需要非同一般的胆量和勇气，因为洞外常常是一会儿狐狸叫，一会儿狼嚎，“挺瘆人的。”

春秋两季山里草爬子多。因为经常上山，为了安全起见，李德龙都提前注射疫苗。最多时，他每天从身上揪下上百只草爬子。有一次，他晚上回到家才发现，胳肢窝下有一只草爬子已经完全扎进肉里。他一咬牙，用刀尖把草爬子剜了出来，血淋淋地带下一块肉……

大山之中，总有些意外发现，但也伴随着很多未知的危险。

1991年的一个夏天，正在地里干活的李德龙听邻村一个村民说他大哥在碾盘山捡了好些子弹壳。

当时还没买吉普车的李德龙一听，没心思铲地了，跨上摩托就去了碾盘山。到了山脚下，他把摩托推进树丛锁上，再用树叶一盖，便徒步上山了。因为天热，他只穿着一件印有“优秀共产党员”六个红字的白色跨栏背心，穿林子时被一种不知名的植物划了一下，胸口被划出一道小口子。他也没当回事，揩掉血迹，继续赶路。

这次李德龙确认的遗迹是著名的“花砬子大战”地——1938年4月，抗联第二军与日军在这里有过一次惨烈的战斗。

这个发现让他异常兴奋，早把胸前的伤口忘到脑后。可几天后，他发现伤疤居然在变长；一个月后，原先一公分长的疤痕竟然变成十几公分长、两公分宽，就像被热水烫后的疤痕。他心里没底了，不得不去了医院。大夫判断：应该是中毒了，但没办法根治。从此，李德龙再不穿低领衣服，“怕吓到别人。”

“看你长不长记性！”媳妇没好气地损他。

媳妇每次发火，李德龙都不吭声。“犯不着费那口舌。”事后，他照样进山不误。

2010年7月，李德龙带人进山寻找刘延仲将军的牺牲地，不料遇上地震，众人携带的八个指南针全部失灵，手机也没了信号。迷路的他们被困在山里三天三夜，家人都快急疯了。

等下山后，李德龙和同伴手机的未接来电显示都满屏了。当时，东方红林业局的救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只差一个小时直升机就起飞了……

李德龙喜欢古诗词，常将内心的喜与忧诉诸诗文。在一阙名为《苏幕遮·千嶂千寻》的词中，真挚的情怀跃然纸上：“夏风轻，秋月朗。冬雪飞沙，春水揉千嶂。虎啸莺啼鸿雁荡。漫步云中，犹似天涯想。地为床，天做氅。篝火阑珊，谈笑巅峰上。林海舟心把桨声。酒债寻常，只醉青纱帐。”

冷漠与感动

——“给抗联英雄挪碑，我不要钱。”

与进山的艰险相比，人言更加可畏。这些年一路走来，李德龙没少遭白眼。

一次，为了核实一个史料，李德龙前往一家档案馆查询。档案馆虽藏有相关资料，但就是不给他看。

“这玩意儿是你一个农民能看的吗？”管理员语带轻蔑。

“我查访历史遗迹，县领导都挺支持，我有县里开具的介绍信。”

“不好使！就是你们市委秘书长亲自来，我们也不一定有工夫接待。”面对这种刻薄、刁难，李德龙气得“没招儿没招儿的”。类似情况不少，白搭了上千块路费、宿费不说，到头来白忙活一场。

还有一次，李德龙到一家纪念馆查阅相关文件。一个工作人员冷冷地说：“这事儿得馆长同意。”当李德龙提出见馆长的请求时，对方呵呵一笑：“不在家。”

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展厅溜达。展厅里有不少馆方聘请书法家抄录的抗联诗词，其中有一幅周保中将军盛赞宝清“十二烈士山战斗”的七律诗。李德龙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破绽，便对管理员说：“告诉你们馆长，这首诗抄错了俩字，不信，可以跟原稿核对。”

管理员半信半疑地告诉了馆长。他们拿出周保中将军的手稿一对，果然抄错了两个字，于是，管理员对这位其貌不扬的民间党史爱好者不再小瞧，痛快地让他复印了所需资料。

除了村里人的冷嘲热讽，家人的不理解也常常让李德龙倍感无奈。

大女儿已经出嫁，两个“一对双儿”的小女儿正在上大学，上面还有四个老人需要赡养，对这个农民家庭而言，负担不小。

这些年，为了村里建设，他垫付的几十万块钱至今没要回来，而为了寻访历史，他说“也就搭进去五六万块钱吧”，可他妻子和知情的哥们儿却是异口同声：“十万都不止！”

媳妇抱怨他：“不想法儿挣钱，没事儿就往山沟里钻，能养家啊？”

听到媳妇发牢骚，李德龙也想辩解，但往往欲言又止——人家有情绪也是正常的。

有时在山中宿营的时候，他也会寻思：“大雪泡天的，放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福不享，自己上山找罪受，你能怪谁？万一被熊瞎子给摁这儿了，都没人给你回家报信儿。”

他闭上眼睛问自己苦不苦？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出现：那得看跟谁比。

有一次，他去依兰采访抗联老战士吴玉清。提起当年极端艰苦的生存环境，老人几度哽咽：“你不知道有多苦啊，二十多个人，全是二三十岁能吃能喝的年纪，总共才两捧苞米粒子。”老人抹着眼泪说，“山里有狍子啥的，可是哪敢开枪啊，要是把鬼子给招来，我们全得死。大雪地上，啥吃的都没有，只能啃木头、树皮。我们问首长啥能吃，首长说：能咬动的就行。那时候，战士们饿得一个个眼睛瞅啥都是蓝的……”自认为“心硬”、连熊瞎子都不怕的李德龙落泪了。

2013年9月，为了纪念抗战时期发生在宝清县境内的三件大事——十二烈士山战斗、张家窑战斗、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会议，宝清县民政局镌刻了三块石碑，因为不知道这三件事发生时的具体位置，只好将石碑暂时放在珍宝岛烈士陵园所在的山上。省民政厅一位领导视察时指示：“要把这三块碑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县民政局领导找到李德龙：“大哥，全县就你知道这碑该放哪儿，帮我们挪挪吧。”李德龙憨厚一笑，应了下来。

当天，他雇了三台吊车，和几个工人一起上了山。大家刚把钢丝绳绑在石碑上，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包工头带着二十多个工人围了上来，牛烘烘地拿手一指：“都给我停下！拿8000块钱，不然，谁也不许动。”

李德龙上前问缘由，对方说：“你们耽误我施工了。”

“我们是给抗联英雄挪碑，你们干啥管我们要钱！”一个老工人忍不住质问。

工头满不在乎地说：“什么英雄不英雄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方的冷漠让李德龙心痛，无奈，他只得给县民政局局长打电话。相关领导出面后，工头才带人离去。

工头走后，大家开始干活。由于石碑的位置太高，吊车使不上劲，得先用挖掘机将石碑往下移动。

李德龙驱车赶到附近的龙头镇，那里的一个农民家有挖掘机。听李德龙说明来意，对方挠挠头说：“大哥，这个忙我真该帮，可我今天已经约好给一个村修路，人家全村拉料的拖拉机都动起来了，就等着我呢。”

没办法，李德龙只得开车赶往县城，刚走到城边，就接到方才那个农民的电话：“大哥，我把修路的事儿辞了，这就给你挪碑去。”

四个小时后，石碑被吊运上车。李德龙问机主：“用了半天机器，兄弟算算多少钱？”

没想到，对方摆摆手说：“给抗联英雄挪碑，我不要钱。几万块钱的活儿我都辞了，还能差这个钱吗？”

李德龙悄悄问与机主同行的工人：“他家是不是挺有钱？”

对方笑笑说：“他有钱？那机器都是抬钱买的呢。”

一种莫名的感动让李德龙周身瞬间温暖起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真正的“山神”

——“抗战精神是一种基因，应该永远遗传下去。”

每发现一处抗联遗迹，李德龙便在一张等高线地图的相应位置画一个红圈。如今，这样的红圈已有1000多处。

随着掌握的史料和素材越来越丰富，李德龙决定将这些抗联故事以剧本形式展现出来，名字定为《烈士山连环战》。

为了使情节更加真实，他每写到一个故事，便把帐篷搭在相应的遗址处。他在帐篷里一待就是几天，经常闭上眼，用心去想象、去体会当年抗联战士们的生活气息和战斗情景。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李炮营”是一处重要史实。

猎人中的高手通常被称为“炮手”，“李炮”即抗联战士李玉成的绰号。当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在外围设了三道哨卡，李玉成的家便是第三道“卡子”，他带着妻儿修建了趟子房和庭院，并在院墙拐角修筑了炮台，人们便管那里叫“李炮营”，其西南方向10公里外便是吉东省委、抗联第二路军总部的密营所在。1938年3月25日，在同数百名日伪军的激战中，李玉成的妻子和年仅14岁的儿子壮烈牺牲。李玉成受伤被俘后，破口大骂，被日军用“零割肉”的方式残忍杀害，并将其头颅割下，以打击抗联的士气……

悲壮的故事使“李炮营”在作品中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为了找到“李炮营”的具体位置，李德龙在山里转了多年。直到2012年，根据一位老人的描述，他才终于找到了大致方位。当年的炮台只剩下墙根，断壁残垣之上弹痕累累。

李德龙伫立炮台良久，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像是缺点儿什么。从小就跟着大人进山打猎的李德龙深知，猎人进山有个规矩，必须先拜“老把头”（山神），保佑自己不迷道、不碰到野兽。“李炮”是猎人出身，他的住处附近一定得有山神庙才对。

基于这种判断，李德龙顺着炮台继续向东找，走到一公里外的一处悬崖下，一座高60厘米、宽1米的山神庙呈现在眼前——此处是“李炮营”无疑。李德龙激动得热泪扑簌，“噗”地一下跪倒在地，朝“老把头”磕了三个头。之后，他将随身带的小茅台酒倒在地上，又磕了三个头，但还是觉得难以尽意。

他采访过多位当年给抗联送军粮的老人，问他们为啥冒死支援抗联。一位老人告诉他，当年宝清90%以上的人家都支援过抗联，至于原因，老人的回答很实在：“日本鬼子和二鬼子把老百姓祸害完了，压根儿不拿中国人当人。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家里有人被鬼子杀了，谁家姑娘被鬼子糟蹋了，只有山里的那些红胡子（抗联）能给你报仇。他们打赢了，咱就不用当亡国奴了，老婆孩子也再不受欺负了，抗联就是保佑咱老百姓的‘山神’啊！”

想到这里，李德龙将酒瓶上系着的红绳解下，拴在一块石头上，冲着李炮营的位置摆放好，然后将酒全洒在地上，跪向李炮营又磕了三个响头。他觉得，这一次叩拜的才是真正的“山神”。

下山后，他便将《烈士山连环战》改名为《山神》。如今，这部荣获“夏衍杯”电影剧本奖的作品已获多家影视公司的青睐。

在默默的坚持中，能让李德龙感到满足的并非名与利，而是人们对抗联英雄的那种由衷崇敬之情。

2013年10月，李德龙带人在凉水泉老道沟的一棵大榆树下立碑，以纪念当年牺牲于此的抗联六军一师六团团长叶学武及四名战士。他们刚刚把碑身扶正，恰好一个骑摩托的农民从此路过。那位农民把摩托一停，问：“这干啥呢？”

“给抗联英雄立碑。”李德龙回答。

那位农民听后从摩托车上下来，自言自语道：“现在的政府真不错，死人都不忘，活人就更能好好对待了。”然后，走到碑前“扑通”一跪，磕了三个头，又拜了三拜。

“我觉得抗联精神、抗战精神，就是一种民族自强的精神，就像一种精神基因，应该永远传承下去。”让李德龙欣慰的是，全县竖立的30块抗联纪念碑，每一处都有人祭拜。

2015年的这个夏天，李德龙一有空还是继续在山里走。不久前，他路过双玉山下铁矿沟口的一处抗联英雄纪念碑，见碑前放着馒头、空酒瓶还有未烧完的香。

那是个偏僻之所，烈士也没有后人，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附近的村民在缅怀英烈。不远处，一个小姑娘捧着一束山花，默默地放在碑前。

那一刻，那一幕，让李德龙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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