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群众路线》出版座谈会7月22日在中央党校隆重举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党校全体校委委员和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采访对象代表、首都各大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座谈会。习仲勋同志亲属代表习远平出席会议并发言，他转达了母亲齐心对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们和与会来宾的感谢和问候。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广东省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顾祥胜，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坤作了发言。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原副主任、正局级巡视员，曾长期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的张志功向座谈会提交了书面发言。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田国良介绍了本书的采访和编辑情况。现将发言摘编如下：
通过书中一个个采访实录，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一生始终坚持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习老。他说过，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的管教”。他还说过，“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和群众在一起“就像鱼回到水里”。在回忆年轻时在陕北闹革命的往事时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群众哺育了人民军队。”所以他提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警示年轻党员干部要始终记住“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通过书中一个个采访实录，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一生始终与群众水乳交融、亲如一家的习老。他提出：要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打成一片；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始终与群众平等相处，要多交工人、农民朋友。在农民眼里，他是那个带着草帽，摇着蒲扇，挽着裤管，走在泥土地里，见人就打招呼，谈话很随和的农民兄弟。在工人眼里，他是那个认真倾听，仔细询问，主动关心，在意工人生产安全胜过一切的工人之友。在基层干部眼里，他是那个关心基层，注重事实，一心只为群众谋幸福，宁愿干部吃点亏的平民书记。曾在延安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忆说：“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而都由习书记称姓道名地问候。而且往往还问他们家的具体情况：爸爸的腰疼病好些吗？婆姨已经满月子了吧？孩子课本的问题解决了吗？等等。我当时觉得很惊讶，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正因为如此，群众非常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
通过书中一个个采访实录，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一生始终淡泊名利、为政清廉的习老。习老非常反感脱离群众、疏远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干部搞特殊化深恶痛绝。在他心目中，干部搞特权，是很不光彩的事。他说，“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说，“干部一旦脱离群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慢慢就会发展成大的错误，发展成违法乱纪，最终走上不归路。”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高高在上的坏作风，“一天不除，就会日复一日地损害我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他明确要求，当自己出行时，无论去哪儿，第一不要搞带路车，不要警车开道；第二不要布置路线，不要封路；第三不要鸣警笛，以免让群众联想到旧社会的官员鸣锣开道，让群众反感；第四不搞迎来送往，禁止浮夸摆谱的工作作风。他为政清廉、生活俭朴，穿衣吃饭从不讲究，住房年久失修不让粉刷维修，家具陈旧也不同意更换，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决不允许搞特殊，真正做到了为官不忘初心，从政不忘本色。【详细】
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期间，组织上曾给习仲勋同志作了一份鉴定。其中有一段近五百字的内容，专门讲他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说：“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鉴定中还列举了很多习仲勋同志同人民群众亲密关系的例子，并得出结论：“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这份重要文献，是对习仲勋同志关心群众，从而得到群众爱戴、信任的真实记录。
习仲勋同志还就如何做到立场和方法相统一，进一步做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坚持群众立场，就要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严厉批评干部中存在的“我领导群众，群众中的东西还有我不知道的？”的错误想法。他同时强调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指出，“为群众服务，工作时要采用群众方法、群众路线去实现”，而不能想法与行动相脱节。他举例说：“我们许多同志，往往事与愿违，他的心肠是很好的，但是一去了群众就反对，不拥护他，因为他只有群众观点，而没有群众方法、群众路线，所以有很多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详细】
掩卷沉思，习老“拿着脑袋闹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始终不渝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毕生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跃然纸上，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我们强烈感受到，他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不当“官”、不当“老爷”的坚定立场；我们强烈感受到，他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的赤子情怀；我们强烈感受到，他一辈子说真话、办实事，为党和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我们强烈感受到，他念念不忘“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的忧患意识；我们强烈感受到，他从不“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经常轻车简从走进田间地头，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交朋友、向群众常请教的工作方法。历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习老不愧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详细】
1935年夏秋之际，陕甘苏区曾经遭遇过一次残酷的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的负责同志和红军干部遭到逮捕关押。是毛泽东、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果断制止了错误肃反。我父亲被释放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被分配到关中工作，1936年5月又随军西征。原先担任陕甘边苏维埃主席的父亲被分配去担任县委书记，但我父亲能上能下，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带头服从中央的分配，无论在关中还是在陇东工作，都能很快打开局面。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看重我父亲在西北的工作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父亲总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同时，不忘加强党的领导，能够十分妥善地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十二月会议之后，我父亲就土改纠偏问题多次致电毛主席，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数次向全党和全国各解放区转发了我父亲的这些电报。在1948年1月20日这天，毛主席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理论联系实际，加上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使我父亲一生从不犯“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他总是不断深入基层，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冷暖疾苦。在“大跃进”运动的狂热中，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对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办大食堂等做法提出异议。【详细】
习仲勋同志是群众立场的坚定坚持者。他曾说过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他还说：我们的干部要争做老百姓的勤务员，努力和群众建立起鱼水深情，“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更糟糕”。正因为有这样坚定的群众立场，习仲勋同志对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喜怒哀乐始终感同身受、挂在心上。群众过得穷、过得苦，是他最大的忧虑；群众的日子过得好，是他最大的慰藉。当得知陕北一些地方群众吃不上小米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而干部群众有疑难时，也总会说“找仲勋去”。
习仲勋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坚定实践者。他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在绥德工作时就提出“为52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后来又多次强调“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利，我们就干”。他坚持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认为“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强调“为群众办事，不要怕错，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他坚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庆典上，曾满怀深情地发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感慨。他坚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告诫“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坚信“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对周围人说：“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详细】
习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开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走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他深切感到计划经济体制太僵化、太集中，地方缺少自主权，缺乏积极性。他在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给地方放权”。其实，“给地方放权”很多同志都意识到了，但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胆提出来，却是习仲勋同志。他甚至说：“如果广东是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习仲勋同志敢于大胆向中央进言，是因为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掌握问题的症结，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诉求。他的提议，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有根据的，是科学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央的决策，改写了广东的历史，客观上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广东从此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是习仲勋同志的伟大功绩。
中央非常重视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受中央委托，1979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率工作组到广东调研，协助制定对外开放政策。我当时在国家进出口委工作，也参加了调研和文件起草。我们一行人坐火车到达广州，在车站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那天，习仲勋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工作组，因为人多通道小，旅客通过比较缓慢，现场警卫对周边群众大声吆喝，要他们尽快躲开让路，态度比较粗暴。习仲勋同志看到后很不高兴，当场批评了这些警卫，说人家也上下车，你们对人家不能那么粗暴。话说得很尖锐，但很有道理。【详细】
我从1950年3月开始担任习书记的秘书。1962年他被康生等人陷害遭受不白之冤，我也受到株连，在1964年被下放。1978年，习书记刚复出主政广东，立即把我调到广东继续担任他的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离开习书记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两度秘书生涯，我在习书记身边整整工作了20年，交往更是持续了半个世纪。在和习书记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日子里，我有幸近距离接触这位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伟人，耳濡目染和深深感受了他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坚持实事求是、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呕心沥血，坚持群众路线、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政治本色、从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风范，当然也耳濡目染和深深感受了他浓浓的人情味，以及他和普通人一样的嬉笑怒骂。我为此深感荣幸和自豪。
毛主席说习书记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我认为概括得恰如其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从没有看到他做过一件脱离群众的事情，从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脱离群众的话。他经常说：“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人民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作为习书记的秘书，时常有人问我：你觉得为什么习仲勋同志能为群众解决那么多问题？做那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就是站在群众的立场看问题，他做事的出发点就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是啊，如果习书记和习书记他们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是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就保留不住。如果习书记不是为了让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就不会向中央要权来支持广东的经济发展。如果习书记不是为了给群众留下历史文化遗产，西安城墙就不会保存下来。如果习书记不是一心只想着群众，那河南长葛还会饿死更多的人。凡此很多很多，不胜枚举，都体现了习书记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习书记是一个把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看得很重，而对个人荣辱看得很淡的人。2001年，我去参加习书记88岁寿辰，向他说起当时经中央批准正在编三本书即《习仲勋传》《习仲勋文选》和《习仲勋革命生涯》，我参与了《革命生涯》一书的编写。习书记说：“编《文选》，选择一些我的讲话及有关文件，作为历史资料让大家知道一下，是可以的。写《革命生涯》，找我的老战友、老同志谈谈，沙里淘金写些革命小故事也好。至于写我的传记，我不太感兴趣，无非是歌功颂德、评功摆好，写出来能有多少人看啊？前人功过，后人自有评说……”【详细】
习仲勋同志心目中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有血有肉，有悲有喜，习老对他们充满真挚的感情。“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字典中用得最频繁的词。但是，如何把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活生生的人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却并不容易。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中，口不离“人民”、却对周围的老百姓熟视无睹的人为数不少。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能体会到他们的痛感，才会对人民的概念有实感。习老就是这样一名共产党的领袖。我们在这本书中多次看到，对司空见惯的警车开道，习老总是有一种由衷的反感，甚至直言“警车开道就是脱离群众”。他坚决拒绝在大街上鸣警笛，认为这是搞特权，会让老百姓不舒服、不愉快。还有一段描述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说习老争取到广东扩大改革自主权后，带人到广州火车站去迎接中央工作组。车站的通道比较狭窄，人流比较缓慢。现场的警卫比较着急，为了维持秩序，对周围的群众大声吆喝，要他们赶快躲开让路，态度自然比较生硬。习老看不下去了，当场就批评了这些警卫，教育他们以后不许这样粗暴无礼地对待群众。习老的说法是，“人家也是上下车，人家也是要走路的”。类似的细节，书中有很多。在习老那里，对人民的爱，是爱到骨子里的。对比之下，今天“权力任性”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为人所诟病，我们每个干部、党员真的都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人民是谁的问题。【详细】
中央党校第38期中青一班学员、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顾祥胜：
说习老是毛主席赞誉的群众领袖，是说毛主席曾经多次称赞习老，而每次赞誉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昭示作用。譬如，延安时期，中央表彰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主席亲笔为习仲勋书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选配西北局书记时，毛主席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炉火纯青”。在成功解决民族问题时，毛主席对他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在开国元勋中，能得到毛主席如此赞誉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说习老是人民歌颂的群众领袖，是说习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和口中。在《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中，一位讲述人回忆说，习老早在战争年代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时，就提出了“为52万群众服务”的工作要求。在广东主政时，“在他的心目中，无论他自己身在何地，在广东还是在北京，无论广东发展成什么样”，“所有那些成绩、政绩，都不及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更让他关心，对于习仲勋同志来说，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才是他最关心的终极目标，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他始终关心群众生活，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他在广州东湖和群众一起劳动，并鼓励大家“在山上植树造林，种经济林、用材林，发展油茶、茶叶、水果，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社员群众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他到江门参观甘化厂时，特别强调注意安全，他说，“你们厂大，原料多，尤其是原油、芒草和蔗糖，容易着火，你们要注意安全。要着火可不得了，群众生命财产都要遭到重大损失”。他到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牧区考察，亲切询问牧民生活情况，得知当地群众很少有机会照相，就提出合影，还让孩子和妇女都站到前面去……遇到这样的领袖，人民群众怎能不发自内心感念和颂扬呢？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这是我们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详细】
中央党校第64期厅局级干部进修班学员、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坤：
找仲勋去，因为他有一套求真务实、探索创新、深入调研的好的工作方法。这一点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习老主政广东时创建经济特区等问题上得到充分显示。不管是求实，还是创新，源泉是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一位同志说了这样一段朴实而感人的话：“习仲勋同志下基层是家常便饭，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方。像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要知道，此时的习老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又经历了“文革”的磨难，身体素质肯定不如年轻干部，但他的务实作风和精神风貌，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找仲勋去，因为他是一个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好干部。一位同志回忆起习老在广东工作时到梅县调研的情形：“他戴着草帽，走在泥土地里，把裤腿绾起来，非常自然；他见到农民，和他们打招呼，谈话都很随和。农民见到这么大的领导来，有时候会双手和他握手，习仲勋同志也会还以双手相握，非常平易近人，非常亲切。”那时，梅县的老百姓还很穷。习老指示当地干部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群众吃饱饭又有零花钱。”
书中记录了很多习老不打官腔、不唱高调、不搞特殊化的故事，记录了很多反映习老正确用人观和名利观的看似小事却系大节的故事。譬如他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人，会亲自抽查家人有没有用他的车，秘书有没有用他的车办私事。对身边工作人员，他绝不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封官许愿，或者给予特殊照顾。【详细】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是一本采访实录，其中包括31位曾经在习老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习老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每一篇采访录之首，都注明采访时间和地点，附有采访对象的简历和照片。
在这本书的采访编辑出版发行过程中，习老的家人、曾经在习老身边工作的同志及本书采访对象，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许多同志，都给予了热情帮助和支持；参与本书策划组织、采访编辑、印制发行的同志，也付出了辛勤劳动。
这本书的采访对象大多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人，他们深藏在心底的对习老的美好记忆和珍藏多年的文字、图片，弥足珍贵。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许多采访对象，在接受采访时，大病初愈，甚至带病接受采访。刘志丹同志的女儿刘力贞大姐在接受采访后，仅仅3个月，就离开了我们，她老人家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给我们留下极大遗憾。现在，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将这本书献祭给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