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余玮
杜俊起在这里完成了成人、成家、生子、育人、化荒为田的拓荒者使命，在这里收获了粮食、爱情、亲情、事业……还有未来。如今，杜俊起完全把萝北当作了自己的故乡，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深情溢于言表——他说：“无论谁问我哪儿人，我肯定说我是东北人。这里都熟悉我，我也熟悉这里……”
很难想象到这片土地曾经草莽横生、人烟稀少。就在60年前，一声号响，红旗飘扬，青年志愿垦荒队垦荒的犁铧划开了这片亘古荒原。是他们，在这片一望无垠的荒地上亲手搭起第一间土坯房；是他们，亲手连根拔起第一根荒草；是他们，亲手铺就第一条沙石路；是他们，亲手播下第一粒种子……
坐在对面的杜俊起老人，就是拓荒先驱、天津垦荒队当年的领军人物。1955年，他率天津垦荒队在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天津庄，这一扎根就是一辈子。那时，他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则已成华发老者。尽管老人行动迟缓，但精神依旧矍铄，口音至今还保留着零星的天津味儿。
几代拓荒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用青春和汗水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令人瞩目的米粮仓。说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杜俊起和坐在他身边的老伴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可是，聊起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老人的脸上泛起的不是苦涩，而是怀念和荣光！
一份申请与一辈子的扎根
1955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同年7月，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近两个月后的9月3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发起人杨华的带领下一行60人率先到达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的萝北，建立“北京庄”，这是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记者找到了过往的红色印痕。
1935年12月，杜俊起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生活艰苦。解放后，杜俊起深感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心希望有机会报答党和国家。“杨华他们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很多人都要学杨华。咱天津也不甘人后啊！党和国家使我们非常贫苦的家庭有了饭吃，有了安稳生活，当得知党中央号召青年到北大荒垦荒，我就毫不犹豫去报了名。第二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天津青年组建的。”杜俊起激动地说，“也许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为国家减轻负担。”
年轻的杜俊起连夜写了一份申请书，递交给共青团天津市委。在申请书中，他写道：“我要和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一道去唤醒酣睡的土地，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献给祖国，为国家增产更多的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这么多年过去了，杜俊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递交申请书后，每天都打听消息，“怕自己的愿望落空”，连“睡觉都想着这事”。后来，他连续给领导写了两封信，表达自己支边的信念。这年9月底，共青团天津市委决定组织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杜俊起的申请书也在《天津日报》全文刊发。
天津青年也沸腾了。一个月内，报名垦荒的青年就达到7000多人。有的青年甚至写了血书，还有的青年就守在团市委门口，不批准就不走。“经团区委、团市委严格审查把关，按照个人自愿、家庭历史清楚、身体健康、父母同意，最后批准52名作为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队队员。”
在公布名单的那天，杜俊起天没亮就来到工作组办公室的门外等候，当听到有人叫“杜俊起”时，他高兴地跳了起来，紧紧地和身旁的人拥抱在一起，嘴里不停地喊着：“我选上了，我选上了……”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1月1日到天津团市委报到，集中学习培训，体检编队，成立党团支部。天津市委派带队干部刘秉义为党支部书记，任命范淑兰为队长，我是副队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在杨华带领的北京垦荒队伍出发两个月后——11月4日晚上，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在天津第一文化宫举行了盛大欢送会。
11月5日凌晨5点，在人们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19岁的杜俊起和队员们踏上了开往北大荒的列车。杜俊起一直记得火车站台上发生的一幕。那时，天气很冷。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突然，他听到一位妇女大声呼喊自己同伴的名字。这个同伴是队伍中惟一的父亲。妻子找到丈夫后，两人拥抱在一起。他听到妻子对丈夫说：“你放心地走吧，别惦记我们娘儿俩，到那儿好好干，等明年天暖和了，你们盖起了房子，我带着孩子找你去，我也参加垦荒。”
他们坐火车从天津站出发，历经三天三夜的旅程抵达鹤岗。那时，从鹤岗到萝北只有一条土路，他们转汽车，经过4小时的颠簸才到达目的地。
北大荒的11月份，原本泥泞的地面已经结了薄薄一层冰，一不留神，车轱辘就陷进去一个。那会儿，杜俊起和队员们丝毫没有抱怨第一次来北大荒就赶上冰天雪地，而是很庆幸没赶上雨季,不然坑坑洼洼的泥道更难走。
“刚去的时候，我们连房子都没有，是相邻的宝泉岭农场资助了我们一批旧帐篷。”住房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等不到来年开春，作为首批先遣队副队长的杜俊起，就带领伙伴们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盖房，“带着棉手套，手指还一样能冻成胡萝卜，几乎每个队员都有手和铁锹冻粘到一块的经历，扒开的时候都连皮带肉掉下一大块。”
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奔赴北大荒的行动，感动过外国友人。杜俊起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有位叫黄蒂蒂的印度尼西亚女孩，在天津留学。她自天津的报纸上看到我组织垦荒队员出发了，就独自一人辗转到北大荒青年垦区，又几经周折找到我。我向垦区领导反映黄蒂蒂想一起参加垦荒的请求，领导表示外国人不宜参加相关劳动。黄蒂蒂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没有让她干活，尽管她坚持要劳动、挺坚决的。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作为回访团成员去天津、北京等地作报告以宣讲垦荒事迹。为此，黄蒂蒂被安排随我返天津。在火车上，黄蒂蒂送了我一张她的小照片，说：‘杜大哥，你们的精神一直感动着我，我不能参与做些什么，就送一张照片给你作为纪念。’很遗憾，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了。”凝视着那张老照片上的短发外国留学生，杜俊起有些感慨那段特别的岁月。
一前一后北上与真情的追随
到萝北垦荒两个月后，杜俊起随队回到天津进行拓荒运动的宣传，在台下的青年中就有刚成年的李之雯。李之雯也是天津津南区人，当年杜俊起高小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年轻的他带头组织技术小组钻研稻田插秧，积极能干，赢得了姑娘李之雯的爱慕。因为同在一个村、一个学校，又同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负责村宣传工作的李之雯还是由杜俊起介绍入团的。
其实，李之雯早在天津组织第一批青年志愿垦荒队时就报名了，可是1955年由于才17岁，父母不同意，她没有成行。李之雯接受采访时说：“我是高小毕业的。在工作中认识了他，与他处朋友，家里也不知道这些，毕竟我们没有挑明。他出发去了萝北，我有些急了。后来，团区委了解我们在谈朋友的情况后，跟我父母做工作，于是我在1956年作为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二批队员，来到了北大荒。”
于是，李之雯很幸运地成为天津第二批垦荒队的一员。杜俊起记忆犹新，那天书记笑咪咪地告诉他，“10点钟开会，一是迎接第二批队员，二是你的老同学也在其中”。当年，杜俊起非常激动，他和其他的队员们翘首期待，当满载着第二批天津队员的6辆大卡车于3月5日缓缓到来，李之雯跳下车的时候，杜俊起被队员们起哄、开着玩笑地围了起来。
来自天津的第二批216名新队员的到来，为这片荒原注入无限生机。至此，天津垦荒队共有268名队员，队长范素兰是队长、杜俊起是副队长。“人多力量大，垦荒速度明显加快了，我们盖起了宿舍，垒起了灶台，脚下的荒地也整得一天比一天平整。”
“北大荒，真荒凉，又是狍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这是当时北大荒的真实写照。李之雯记得自己刚来北大荒时，沼泽密布，杂草都有一人多高。开荒生活是艰苦的，夏天，蚊子、小咬、瞎蜢轮番“轰炸”，晚上刚一躺下，蚊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巴掌能拍死七八只，“现在我和孙子孙女讲这些，他们都不相信呢”。
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杜俊起和队员们在窝棚里睡得正香，突然一声喊叫把他们从梦中惊醒，只见一名队员从被窝里拎出一条蛇，抖着手臂惊恐地大喊：“蛇……蛇……”在场的每个人的心里都胆战心惊的。杜俊起则说，最难熬的是冬季，寒风刺骨，手冻得似猫咬，累了也不敢休息，稍停全身立刻冰冷难忍，中午大踏步跑着啃窝窝头吃。
北大荒的冬天是常人想象不到的，气候非常恶劣，冬天有名的“大烟泡”一刮就是三四天，雪被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五指不分，人走在对面也认不清。杜俊起回忆说：“睡觉时只好不脱棉衣棉裤，带上狗皮帽子蒙上棉被就睡，早晨起床时，由于蒙头睡觉，哈气把棉被冻成一个硬盖，根本叠不了被。”
两位老人一直乐呵呵地讲述着。李之雯说，即便当年很困难，但自己也没掉过眼泪，因为“革命人就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56年“五四”青年节，天津青年志愿垦荒点被命名为“天津庄”。鉴于队员们出色的垦荒表现，当年6月9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看望队员。杜俊起记得很清晰：“他拉着我们的手，问寒问暖，到宿舍、食堂一一查看，嘱咐我们一定要经受考验，经受锻炼，要热爱北大荒。临别时他送给我们八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勉励我们‘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坚决向困难冲锋，有一千条困难就打破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就打破一万条’。”听了团中央领导的鼓励和殷切希望，杜俊起热血沸腾，连夜主持召开了表决心会，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要把垦荒事业进行到底。
胡耀邦在慰问垦荒队员的时候还曾经幽默地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里能够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的声音。”很多人还记得，当胡耀邦说完这句话时，下面响起一片掌声，经久不息。
就在这时，杜俊起还专门向胡耀邦问道：“你说要听到孩子哭，可是我们这里男多女少，这个问题怎么办？”胡耀邦笑了笑，回答说：“这个问题组织上有考虑。”
杜俊起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年，天津队第一批52名队员中，只有7名女性；第二批216名队员中，女性也为数不多。8个农庄中，女性的比例也是非常之低。不过，杜俊起当时已经收获了爱情。
1957年元旦，杜俊起和李之雯两个人与另外3对青年一起举行集体婚礼，分别组成了各自的家庭。当时，领导还为这4对新人准备了北方人过年喜欢做的小动物面食——4只叼着大枣的吉祥鼠。“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条件按风俗一同咬苹果，于是食堂里做了‘米老鼠’让我们去咬。”杜俊起和李之雯谁都没有新衣服，两个人的行李搬到一块儿就算结婚了。采访期间，这对“共青伉俪”端详着当年两人在北大荒辽阔原野上英姿飒爽地相依一起的泛黄老照片，笑容甜美，洋溢着幸福。
一种精神与苦难岁月里的幸福相守
李之雯说，自己天生一个乐天派，当年决定来北大荒时就做好了以苦为乐的心理准备，所以对后来的日子“觉得没什么”。这种苦难的经历成了他们爱情的见证，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彼此之间浓浓的爱意已经化作内心深处的理解、信任、支持和信念，这种爱蔓延到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杜俊起作为北大荒天津庄的主席，事务繁多。家庭的重任就自然而然落在了李之雯身上。
天津庄的垦荒队员们没有辜负党和家乡人民的期望，仅3年就开荒两万多亩，生产粮豆180万斤，建造房屋136间。受访时，杜俊起高兴地说，天津庄在1958年初荣获周恩来总理签发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
在杜俊起的记忆里，“队长就是打头的，200斤重的麻袋能扛着就走”。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垦荒队员身上都留下了伤病，让杜俊起腰椎严重移位变形，颈椎、双膝关节骨质增生，常年离不开膏药。
谈到那段岁月，回忆起很多荒友将生命奉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眼眶湿润。最让他心痛难忘的，是来自北京的一名荒友刚到北大荒不久，在出工的路上被雷电击打牺牲了，荒友们一直没有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母，直到父母去世时仍带着思念儿子的遗憾。还有一位荒友，妻子和儿子都不幸被压在了沙墩下，自己依旧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劳动，最后将生命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说，像他们这样在北大荒奉献了生命的荒友还有许多，他们将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用生命抒写了共青垦荒精神。
“在北大荒，在共青农场的这段岁月里，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明确了要听党的话，要信任党，要有坚定的信念。”杜俊起说，在北大荒要闯过几个关，寒冷、恐惧等等，这些困难无时无刻不存在，没有思想基础，没有毅力，是根本扛不过来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锻炼我坚强的毅力，还有乐观的精神。”
年轻时，由于开发建设条件艰苦，杜俊起的身体严重透支。1974年，经常便血的他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膀胱癌。“我因为膀胱癌做了好几次手术，都说癌症可怕，但光害怕也没有用，要正确看待疾病，要积极面对它，是北大荒给了我坚强和毅力，让我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时，也学会用精神力量支持，用信念支撑。”杜俊起说起这段经历，眼神里充满了坚定。
1985年8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纪念北京等地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大会”，时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宝顺宣读了胡耀邦亲笔题写的“共青农场”场名。这对于北大荒的第一批垦荒者，是一份巨大的收获。杜俊起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这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
1995年退休前，杜俊起还是共青农场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共青中学党支部书记。“我退休后好多人劝我回天津养老，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共青农场是我们亲手建设起来的，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来到共青农场已经60年了，还是这儿好，感情深，水亲、土亲、人更亲。”
杜俊起在这里完成了成人、成家、生子、育人、化荒为田的拓荒者使命，在这里收获了粮食、爱情、亲情、事业……还有未来。如今，杜俊起完全把萝北当作了自己的故乡，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深情溢于言表——他说：“无论谁问我哪儿人，我肯定说我是东北人。这里都熟悉我，我也熟悉这里……”
岁月荏苒，在杜俊起的眼里，追随自己到北大荒的李之雯永远是自己心中的玫瑰，他们深情地相守，不离不弃。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已经两鬓斑白，艰辛创业历经苦难的北大荒人终于过上了应有的幸福生活。
看着这片土地由最初的荒凉到现在的万顷良田，杜俊起感慨万千。他自豪自己成为伟大的开荒事业中的一员，自豪通过自己和荒友们的努力让拓荒事业进入了新的里程碑。他相信，希望的田野会变得越来越富饶！富饶的不只是土地，更有一种精神！看得见的是那蓊郁的玉米、蓬勃的经济、崭新的城镇，看不见的是被一代代传递着的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精神、是融入这片黑土地的红色基因！
（《中华儿女》杂志 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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