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批评艺术

毛泽东有着超常的洞察力，善于见微知著，对于处在萌芽状态的问题，通过批评及时予以纠正，防止问题扩大化，进而影响整个工作大局；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也能够作出预判，提前制定对策，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把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以高超灵活的领导艺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及时消除了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有效解决了影响大局的关键问题，有力促进了中央战略部署的顺利实施。毛泽东的批评艺术，值得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循循善诱，通过批评增强团结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消除误解，增强团结，纠正错误，推进工作。毛泽东善于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充分说理，循循善诱，达到批评的效果。

1943年10月，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上书毛泽东，指责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为此，陈毅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做了自我批评，但对饶漱石仍有意见。

1944年3月，陈毅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筹备工作，想借机会与毛泽东当面谈谈心中的委屈。没想到，毛泽东避而不谈饶漱石的事，只与陈毅谈论几年来的抗战经验。经过几周的学习总结，陈毅感到心胸开阔了许多，对于抗日战争前途充满了信心，私人的怨气也消除了。

毛泽东仔细观察着陈毅的情绪变化与思想转变，感到时机成熟了，便对他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局发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在陈毅与饶漱石产生矛盾这件事情上，毛泽东采取了“响鼓不用重锤”的方式。作为党的领袖和多年的老战友，毛泽东非常了解陈毅，所以，他与陈毅相见后，故意不谈饶漱石的事，只谈论抗战经验。这是在提示陈毅，要以抗战大局为重。做过自我批评的陈毅，经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彻底消除了心中的怨气。水到渠成，毛泽东要陈毅再做自我批评，同时亲自给饶漱石发电报。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华中局领导之间存在的矛盾终于得到了化解。

抗日战争时期，肖劲光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由于留守兵团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西北局没有隶属关系，肖劲光在处理军政关系上，有不够尊重地方政府的现象，不经常向西北局领导汇报和请示工作。军队和地方有时也存在纠纷，有些部队政策观念不强，在生产上与民争利，一度造成军政军民关系紧张。

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后，对肖劲光进行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评，你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之后，毛泽东又推心置腹地与肖劲光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希望肖劲光要尊重西北局领导，并以自己为例说，我和中央决定的事情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部队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

毛泽东的批评，严肃指出了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反省过错，又用自己和中央尊重地方的事例来进行说服教育。这就使肖劲光深刻认识了所犯错误的危害。被毛泽东批评后，肖劲光立即改正了过错，不团结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军政关系融洽如初。

见微知著，通过批评解决大局问题

毛泽东有着超常的洞察力，善于见微知著，对于处在萌芽状态的问题，通过批评及时予以纠正，防止问题扩大化，进而影响整个工作大局；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也能够作出预判，提前制定对策，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1948年初，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纵观全局、思考未来。他认为：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

之前，曾赋予各个大区中央局、军队更多的领导指挥权力。但是由于战争环境不便于集中开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中央战略决策的落实。个别地区在执行土改、划分成分等政策中，出现了“左”的错误，甚至出现了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毛泽东决定解决各地与即将进入决战阶段形势不适应的问题。4月10日，他在给华东局的电报里，严肃地批评了当时存在的“五种恶劣作风”，即：“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成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

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加强纪律问题，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要求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各地党政军机关定期向中央作出一个时期工作的综合汇报。加强纪律，确保了全党全军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也确保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讲明道理，通过批评实现战略意图

毛泽东主张，既要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又要注意批评的灵活性与艺术性，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毛泽东在开展批评的同时，很注意向对方耐心地讲道理，尤其在事关重大战略问题上更是如此。

进入1948年，东北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的数量超过关外的国民党军队，我军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分析东北战场未来发展趋势，最担心的是几十万国民党军撤出东北进入关内，将对我军在华北战场和华东战场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全局战略部署上，最好的办法是我军先打下锦州，关闭东北大门，将东北之敌各个歼灭。2月7日，毛泽东将封闭东北大门的战略部署下达给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野战军领导加以落实。

由于在敌强我弱状态下形成的作战指挥思维，尤其是出于本位主义和局部利益考虑，林彪等没有从全局战略上思考问题，没有真正领会中央的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对首先攻打锦州顾虑重重、优柔寡断。

对林彪等在执行中央战略部署上的消极被动，毛泽东没有以中央的权威下达命令，而是在8个多月里、通过20多封电报往返，耐心地交流沟通引导，有时也尖锐地交锋，最终促使林彪等执行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部署。

这期间，毛泽东发现林彪和东北局连续六个月没有按规定向党中央作综合报告。8月1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和东北局的电报中，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林彪在回电中强调，东北局各个常委工作繁忙，因忙于各自的工作，缺乏材料来源，对写出全貌的工作报告感到困难。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工作忙的理由不成立，并以大别山为例，说大别山的工作环境比东北艰苦得多，邓小平同志按照规定向中央作出报告，还转给你们阅读。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连续六个月不向中央作综合报告，说明你们心中存在着无纪律思想。毛泽东还说，如果林彪等人不同意这种批评，可以提出反驳的理由。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作综合报告的重要性，说多看这种报告能够使我们看得出一个战略区的全貌。领导者要在全局问题上思索，缺少这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让林彪心悦诚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向党中央作出检讨，很快递交了综合报告。

8月22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对林彪和东北局予以鼓励，说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如果不作综合报告，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场，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林彪和东北局违反规定的无纪律行为，进一步阐明了把握大局、与党中央战略部署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使东北野战军将领转变了指挥方式，在具体战术上与党中央战略部署相互衔接，通过打胜前所未有的攻坚战和歼灭战，一举解放了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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