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辉
新春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布学习“动员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其实，早在2004年初，他就撰文呼吁“面对我们的知识、能力、素质与时代要求还不相符合的严峻现实”，来一场“学习的革命”；近年他又连续发表十多篇文章，殷切详明地剖析加强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说：“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因而强调“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
确实，学习力决定创造力、竞争力，决定着政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习总书记反复强调学习，正是抓住了解决国内党内存在诸多问题的牛鼻子，与范仲淹“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的主张不谋而合。近年来一些地方或部门出现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干部忽视学习。对此，习总书记早有精到的评点：“当前领导干部读书的状况不容乐观，归结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二是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三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善读书；四是学而不思、知行不一，学用脱节。”这种浮躁状况必致百弊丛生。正如朱元璋特赐状元张显宗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每见今之人多失其亲疏厚薄之等、辞受取予之节，境顺则骄奢纵欲，境逆则丧灭廉耻，皆由不读书故也。”自古以来，典籍就是“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读书的过程就是让人类最高的价值真善美不断地浸润灵魂的过程。领导干部只有不断研读中华文化经典，才能培养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眼界、心胸与情怀；才能在内心构筑起一个坚强有力的王国，任凭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以及各种诱惑干扰，依然固守“精神家园”，气定神闲，举止得当，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遗憾的是，一方面是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苦口婆心倡导学习，另一方面是领导干部不愿学、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不善学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不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吗？那么，该如何切实解决学习风气和学习效果普遍欠佳的问题呢？笔者以为，必须在干部管理上实现学习考核的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因为学习与考核脱节，学习过程就容易沦为花样翻新的蜻蜓点水；学习成果也如沟渠无坝，日渐流失干枯。只有认真实行领导干部的任前考核学习与任中学习考核，才能确保他们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政治责任、一种工作内容。
至于如何科学考核领导干部的学习状况，学界耆宿、教育部中学实验语文课本主编孙绍振先生曾经上书教育部，建议高考语文只须考一篇作文这一真知灼见，就很有借鉴意义。大道至简，综合检视写作成果就能一斑窥豹，全面掌握其眼界、胸襟、学识、思维、趣味、能力、学习成果甚至业余生活状况等等，远胜通过一次考试选拔任用干部的做法。陆游说：“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言为心声，文品映衬人品、水平、情趣，因而“深人无浅语，浅语必庸人”，“慧于心而秀于言”，只有拥有高远的抱负、高洁的德行和高超的识见，才能创作出动人心弦的高妙作品。善于创作的领导干部说明思虑缜密、思维敏捷、创意泉涌，宣传、说服及鼓动能力强。所以有时只需寥寥数语就能分清乾坤、辨明高下，像梁启超说陈寅恪的数百字文章胜过他的著作等身一样，仅此一瓢，不需弱水三千。
在中国古代，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明白可以马上争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纷纷重视读书人并通过考核经典掌握程度与写作才能高低来选拔任用官员，从而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权中枢。汉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汉武帝亲阅并拔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为官，“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唐朝的一介布衣常何，仅凭起草一篇奏议就平步青云，终成名相。在中国黄金时代的北宋，高官多为博学鸿儒，尽管也党争不断，却彼此都以君子自励，并不残酷摧残异己，比较文明的政治缔造了国家的空前辉煌，国富民强在世界遥遥领先。但自从宦官童贯执掌重权后，国事蜩螗，北宋急遽败亡。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范仲淹语）。童贯八面玲珑，却不是学高品粹之士。这就严重践踏和颠覆了好学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反复叮嘱的“宰相要用读书人”的原则。重视考核学习和写作才能，这引导、激励了历代社会精英“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书，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刻苦学习自然蔚为风气并且长期持续浓厚。
对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中国古代官员来说，写作只是他们的基本功。春秋时期甚至对大夫提出九种才能要求，即“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今天看来，对官员写作才能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是很有必要的。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说：“语言是人心智的镜子。”言语表达能力可以映照其人的智力，包括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习总书记也说，“能不能讲出新意，反映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经验水平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他批评有的人讲话“云遮雾绕，玄之又玄，其实是能力不够、水平不高，既弄不明白问题的是非对错，又怕承担责任，所以只能装腔作态，故作高深”。从政是一项极具复杂性、艰巨性、危险性的工作，没有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也即超群的学识、智慧、魄力等综合素质，必然力不从心甚至事与愿违。所以，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就是说优秀的政治家，往往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伟大的政治家必有非凡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必有非凡的表达。这也就是柏拉图坚称的，要么哲学家成为执政者，要么执政者成为哲学家，理想国才能出现。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印证了这一理论。他既宏图大展，又人格高尚，巨著《沉思录》流芳百世。“在二战中拯救英国和世界的铁血英雄”丘吉尔，1953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少有这样的幸运，胡适因而感叹：“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是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就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放弃了。”这就是说，领导者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品格素质、文化专业素质、组织能力素质，需要多方面长期的修炼和不断刻苦学习来提高、保持。能力靠思维来养成，而修炼思维能力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结合工作勤奋学习并笔耕不辍。学习可以提升写作水平，写作必定促进学习深入。如此循环才能不断增长知识，磨练意志，巩固学习成果，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说，那些动辄依赖秘书的官员，往往是思想贫乏或思维混乱的平庸之辈；那些讲话只会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枯燥无味者，往往缺乏变革意识、开拓精神或创新能力，工作中往往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毛泽东因而极其重视领导干部的写作能力训练，他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并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规定，要求全党严格推行。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可以说，重视写作使我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在淮海战役的65天中，华东野战军的秀才们一共创作了40多首歌曲，后来选择7首有代表性的歌曲，配上朗诵，连成《淮海战役组歌》，并在押送56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战俘赴后方时演唱，赢得了这些特殊观众的热烈掌声。他们深有感慨地说：“听了你们的歌，证明我们是必败无疑的了。你们能文能武，人才出众，战争还没结束，你们的歌已写出来，唱起来了，真叫人佩服，佩服！”
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说过，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要尽可能自己动手。他极其赞赏“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己也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公务文稿以及学术论文。这对他的政治成长并成为成熟政治家大有裨益，对推动工作也功不可没。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中华民族就已树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念，时人已经认识到“立言”等同于掌握了话语权，对社会和后世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执政和文明建设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因而人们纷纷把它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到了曹丕，更是振臂高呼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而把写作的崇高地位大幅凸显出来，著书立说再也不是生产生活的点缀品或私人的娱乐消遣方式了，而是承载着无比强大的社会功能的一项创造性劳动。20世纪起，各种论战此起彼伏，雄文一出，振聋发聩，摧枯拉朽，风靡一时，于是人们对写作社会功能的重视也与日俱增。战火纷飞中，毛泽东激情澎湃地在延安礼堂纵论文艺创作，还作出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惊世骇俗的妙喻。这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宣称“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言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期的蒋介石也在1950年国民党的一次中常委会上，拿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无悲愤地说：“就是这么一本小小的书，把我们赶到海岛上来了。你们写得出来吗？”可谓创痛巨深、懊悔不已。这也警醒我们：如若放任领导干部的写作能力停滞不前甚至每况愈下，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时代的人们参与写作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繁荣程度与社会文明的高度。所以，古代中国的官员们，自觉担当文化建设的主力军角色，一心一意“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在政事之余或卸任之后，创作精辟短章，编纂鸿篇巨著之类文化精品，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华章佳作。唐诗宋词及其他文学艺术因而高潮迭起，波澜壮阔。中华文明自然领先世界，备受尊崇。有鉴于此，在强调推进中国改革发展需要文史哲之后，习总书记不久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因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他对文化传承、创造与传播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待。所以，保护精神血脉、弘扬文化传统、潜心文化创造是各级领导干部责无旁贷的核心任务，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踊跃写作，自觉充当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先锋与功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倾尽力气、挥洒才气、引领风气。果如斯，则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必大大扩容，必然带动全社会同享中华文化经典盛宴、共襄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盛举。那么，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新路径、新局面、新高潮必将很快出现，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必能横空出世。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特别是反腐败形势异常严峻，推进“四个全面”任重而道远，这要求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时，更要注重考核其读书（尤其是国学经典的功底）及写作能力，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转变学风，积极参与建设名副其实的学习型政党，由此杜绝市井坊间的斗鸡走马之流钻营奔竞，从根本上避免卖官鬻爵、庸才驱逐良才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用人导向，必能引导全社会崇文重教，引领全国民众共同努力把当代中国读书率低的耻辱帽子彻底扔到太平洋去，迎接李克强总理倡导的“书香社会”的美好春天。那么，令人痛恶的诸多社会痼疾也就自然如春天的冰雪迎风消融。
（《海峡通讯》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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