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是狱中烈士血和泪的嘱托，表现出了革命烈士忠诚于自己的政治选择，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今天读来依然催人泪下。
罗广斌的报告第七部分记载了狱中同志讨论总结梳理出的八条意见，具体内容是：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意见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罗广斌在此记录了狱中同志从党的建设方面总结的经验和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的原因进行的分析。
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发起全面反攻的大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建立川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组织城市支援农村，发动小型游击战争，策应解放战争主战场的斗争”。而作为地下党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胜利充满喜悦，对重庆仍然有国民党强大的势力“估计不足”，对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过于乐观”，特别想在重庆作出成绩、配合全国解放，存在严重的“急于求成”思想。在对敌斗争的方式和步骤上“采取了急躁、冒进的做法”，连续三次发动大规模的农村武装起义暴动，并且将地下党的机关报《挺进报》作为对敌攻心的战斗武器，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大量寄发，而由此引起国民党的警觉，导致三次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同时，国民党保密局派遣“红旗特务”打入地下党组织内部，破坏《挺进报》。
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被捕后的叛变，使重庆地下党组织受到最严重破坏，数百人被捕。狱中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分析指出：一是“下级党员的反映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领导总是传达布置提要求，下级总是执行服从和落实。这是狱中同志针对地下党组织在发动武装起义和扩大发行《挺进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和错误，从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提出的。二是领导班子成员官僚主义、主观拍脑门作决策作风严重。“……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全国的形势发展，蒋介石国民党的失去人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要成功，我们要当家作主人的喜悦盲目促使了思想上的急躁、冒进，故一旦在农村发动武装起义，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围剿，显得措手不及，力量不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城市里出现了问题，没有按照规定立即转移撤退，而是存在“不可能要出事”的侥幸心理，导致一个一个被捕。三是长期习惯于城市工作，不愿意到基层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市委领导，贪图享受、害怕艰苦，逐渐形成“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
罗广斌报告中的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主要是指个别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的不学习、不研究形势、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以及不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办事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利用职权贪污、渎职、受贿、行贿等。思想上的落后必然导致生活上腐化、追求享受，“造成了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这种政治上的后退，必然导致不受约束和管制，讲个性不讲党性，随心所欲而不执行纪律，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形成危害也就在所难免。“腐化”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其中由于不学习形成思想上的“腐化”而表现的随心所欲和不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一个普通的党员“腐化”了，党组织很容易用纪律处置他，但是居于领导地位的领导人“腐化”了，在“下级党员的反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状况下，是很难以控制的。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要求抓紧时间学习的时候，他说“我来得及”，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城市工作太久，要求他去农村工作的时候他不愿意去。他甚至要动用党费去扩大收入，公私两利，遭到管理党的经费的何忠发拒绝。在刘国定背叛后，他首先将何出卖。没有了对组织、对纪律、对事业、对群众的敬畏之心，必然极大地减弱对党组织的忠诚度。狱中同志提出的“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既是一个历史的经验，更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关键在于如何去防止。其实，无论过去和现在，党的纪律和各种制度都在实践中不断地被丰富完善，应该说这都是不停地在做“防止腐化”，只有在运用纪律、制度防止腐化上严格执行，不搞“下不为例”，才能让位居领导之位的干部不失去“敬畏之心”。
狱中意见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缺乏教育、缺乏斗争——由于领导机构的不健全，事实上没法子领导任何大规模的斗争，也不可能在斗争中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已有的斗争，大多数是“制造”的，没有群众基础的，不是根据群众要求而加以领导的，所以只有政治斗争而没有生活斗争，就在这些斗争里，也仅仅依靠干部的原始热情冲锋，所以陈然说：“我们像矿砂一样，是有好的成份，但并没有提炼出来。”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了一份《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这份报告对川东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非常深刻、沉痛的总结：一是“我们开了一些空头支票，宣传鼓动的结果，比如我们向群众大吹特吹，说解放军即将入川，或者说解放军便衣队已经来了，甚至假扮解放军来到他们区域做样子……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不是从当时当地的群众具体要求出发，更没有顾忌他们的觉悟程度……”二是“在进行组织之前，一般很少经过一段教育时间，更不是领导他们做日常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去认识发展、巩固，有步骤有方法有领导去逐步提高与扩大，而且是好大喜功，舍本逐末，小的斗争不爱搞，要搞就搞大场面。在平静的状态下面去追求量的扩大，因而就超越了群众运动由小到大、由无到有的发展规律……”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一开始群众工作就要把他与建军和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不经过日常的经济斗争，一下就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高度，这种飞跃，对党内个人英雄是需要的，则与群众要求相距甚远，以致在武装起义时也只拉骗了一些群众，大部分群众则离开了我们……”这份报告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之后说：“……我们对群众利益是隔靴搔痒，在客观是忽视的，今天看，成绩是完了，损失却无可补偿，这不可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失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上级党对下级党提出的任务很重大，如在好多时间内发展好多人、好多枪，限定时间拖出来，下级为了向上级交账，不得不加工赶造，粗制滥造，当然下级党在执行政策上出些偏向，一放就放得无边，一放就稀烂……”
狱中意见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这是狱中同志对武装起义失败和《挺进报》被破坏，叛徒出卖组织、同志造成恶果最为惨痛而深刻的认识。在地下党处于隐蔽状态下，上级与组织是联系在一起的，上级是组织与下级之间唯一的纽带，一切的指示、命令都是来自上级。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生活中，总是以组织的面貌出现在普通党员的面前，总是说：“我是上级，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从各个方面向普通党员们表明自己就是组织的化身，以貌似高深理论和政策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言论和行为，竭力证明自己的所有言行都是组织的意志，相信领导人就是相信组织。副书记冉益智在下级面前总是大谈“革命气节”，对任何问题都“善于解释”，可是当危及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尊严、气节全抛到一边，而只顾自己的安危去苟且偷生。尊敬上级不能够盲目崇拜，相信党组织不能够神话迷信，相信上级、服从组织是绝对的，但必须要有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生活制度。江竹筠讲的“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亲眼所睹的惨痛失败换来的，是以自己亲爱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的牺牲为代价得出的结论，是鲜血换来的教训。
彭咏梧主动请缨赴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在战斗中，他关心战友，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他在此间作出一切重大决定和部署，都是以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上，限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根本就来不及知道彭咏梧个人以组织名义作出的决定和部署。此期间，江竹筠一直是彭咏梧的助手，她清楚川东武装起义的发展过程。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压抑住心中的悲痛，全身心投入新的斗争。她尽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好彭咏梧牺牲后的善后工作，总结经验教训。1948年4月15日，江竹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政府尽力围剿以后，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两月以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从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一点苦头。”这时，离彭咏梧牺牲已整整三个月。
组建川东游击联军，打出纵队的旗号，这是违反上级“发动游击骚扰”的决定而大张旗鼓，写出队歌四处张贴虚张声势，这是发动群众工作的简单化，看到个别群众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就认为群众是“干柴烈火”，要“政绩”的冲动导致许多群众殉难牺牲。因此说，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这是狱中同志从鲜血中总结出的教训。
狱中意见第四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狱中同志在这一条建议中提到了“王敏路线”。王敏担任梁（山）、大（竹）、达（县）、邻（水）边区工委书记。他在执行上级指示具体组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确实非常坚决和勇敢，甚至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热情、敢干，对革命工作始终有旺盛的激情。但是，狱中同志在讨论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时候却给了他许多严厉的批评。当然，客观说“王敏路线”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作为乡镇一级的委员、支书的王敏是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只是狱中被捕的同志更多接触的是王敏，因此，讨论研究分析问题更多的指向了在基层工作的王敏。这一条的实质就是：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在武装起义问题上出现从右到“左”的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对革命形势发展的判断靠“拍脑门”，盲目地认为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取得胜利。因此，在农村开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上，急于求成，出现良莠不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严重问题，特别是违反“隐蔽精干”的原则。有的地方甚至公开地开展革命工作，以至于造成国民党直接到乡村，抓住参加革命活动的农民就地枪决的恶劣情况。
《中共川东地下党两年来工作基本总结提纲》中，对发动的武装起义在总结中提到：“……醉心于大的轰轰烈烈的带强烈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不留心注意和重视一般广大群众的觉悟发展上迫切要求仍然是低的生活性的与自卫性的……”党的领导者对“城市群众的政治运动、对于群众日常生活小的斗争便忽视，看不起了。如，某市级领导人对于某干部反映出群众所要求与准备发动的加薪运动表示意见说：你那算什么东西。意即与武装起义等比起来微不足道，如此一瓢冷水泼下去，一点热气都没有了……”这份报告深刻地指出：“只有将运动根植在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与现实觉悟程度上才会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持久不变……”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不能够脱离人民群众，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这是狱中同志提出注意路线问题的本质。这对于当今党员领导干部如何眼睛向下，如何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愿望、想法和要求，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如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决策，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
狱中意见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轻视敌人——没有认识敌人是有若干年统治经验的反动政权，没有知道特务机构是统治的核心，是最强大的敌人。有些同志只是怕特务，但仍然不了解他们。结果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破坏地下党组织和逮捕革命志士方面，除了疯狂、残暴外，还极具狡诈性。他们在重庆地区的上万名特务中，有公开的渝警备部的稽查人员，更有化装成老百姓，摆摊子、卖香烟、刻图章、算八字的暗地侦察员，并有严密的经常的交通、通讯系统。而且，特务机关还很费心机地研究共产党地下组织人员的一些言行特点，比如总结出头发蓬松，穿双破皮鞋，说话满口新名词，写年号喜欢用公元纪年而不用民国年号等。革命者若偶不小心，就会吃亏。
在今天和平建设年代，“敌人”没有明显的标志，轻视敌人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有利可图的社会现实中，手中掌管权力的个人和部门不可掉以轻心。相信人是应该的，相信人会在社会中变化、或者有功利性也是应该清醒认识到的。
狱中意见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红岩历史上的叛徒有涂孝文、骆隽文、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蒲华辅、李文祥等，他们几乎都可以从这三点上找到背叛自己政治选择的原因。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经济来源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求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艺术，狱中同志分析他“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李文祥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为了保自己妻子叛变出狱参加特务工作。他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狱中报告反映出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下，党组织确实难以对党员干部的个人生活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狱中同志认为，选择、培养干部，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人生观和党性的坚定与否，首先要重视“品质”，其次是“经验”，再次是“才能”。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意见，对于今天党的建设仍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狱中意见第七条：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整风整党——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狱中同志讨论指出:“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绝不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这是狱中同志强烈提出要经常整党整风的理由。1949年《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中指出：“川东党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产生一些叛徒呢？除了这些家伙生活上优裕腐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品质不纯等条件足以解释外，川东党的干部，占据高位，形成党内贵族，一旦遇着事变，就彻底投降敌人，出卖组织……”
“形成党内贵族”，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狱中报告针对大破坏造成的恶果，有这样一个观点：“下级比上级好。”川东特委的《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报告中对一般干部的优点做过归纳：忠诚积极、吃苦耐劳、坚决勇敢、牺牲精神、有工作经验、与群众有联系。
狱中报告对提拔使用干部提出建议：“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川东特委的《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报告中对干部提拔使用问题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法：一是重品质、重经验、重才能；二是重视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同志的思想教育和提高；三是必须追究叛徒被提拔的责任。
狱中报告对领导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要防止“过右”和“过左”的问题。川东特委的《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报告中，对领导干部的作风归纳出这样几个问题：“1.领导机构不是集体领导，只是向书记负责，导致了个人独裁；2.事务主义，没有总揽全局；3.官僚主义，只发指示、听报告、不深入基层、不听意见；4.家长作风，用大帽子扣人。”今天我们重温狱中烈士血的建议，“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真是发人深省。
狱中意见第八条：惩办叛徒、特务
“惩办特务——对于虐待‘政治犯’，屠杀革命战士的主要特务应该缉拿，予以惩办，包括叛徒在内。”
没有辜负狱中烈士的嘱托，叛徒和特务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特务徐远举1949年12月在昆明被捕，经过多年改造，对其罪恶有了深刻认识，1973年病死于北京功德林监狱。在战犯改造所，徐远举写了一份《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特务周养浩在重庆解放后曾在白公馆关押，后转到北京秦城监狱关押改造，1975年3月20日被特赦去美国投亲，1990年在美国去世。特务杨元森1950年6月被川西公安厅擒获，1951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依法判处其死刑，在重庆公审后执行枪决。特务张界在重庆解放前夕，逃往川北打游击，被我军击溃后潜回老家，化名赵明，1958年11月，被我公安机关抓捕归案。特务杨进兴在大屠杀后逃往成都，重庆解放后潜伏到四川省南充市农村，伪装成贫农，1955年6月，被我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在重庆公审后处决。特务漆玉麟在重庆解放后逃往川北打游击，被我军击溃后潜回老家农村，1957年12月，公安机关将他逮捕归案。特务徐贵林被我公安机关捕获，1950年6月在重庆被处以死刑。
重庆解放后，叛徒刘国定自知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叛徒冉益智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叛徒涂孝文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国民党枪杀。叛徒骆安靖在重庆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叛徒李文祥1951年2月被公安机关判处死刑。叛徒李忠良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
今天我们重读狱中八条，归纳起来就是这样八个字：忠诚、背叛、信仰和纯洁。狱中八条是狱中烈士血和泪的嘱托，表现出了革命烈士忠诚于自己的政治选择，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今天读来依然催人泪下。
（《刊授党校》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
| >>>点击进入“全国党建期刊博览”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