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予奋
朱声达将军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第一任宁夏军区司令员,为宁夏军区部队、民兵建设殚精竭虑，成绩卓著。“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迫害，给他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给他彻底平反。将军身经百战,三次战残两次死里逃生，在他那革命的一生中，充满了英勇悲壮的传奇色彩。
从牧童到将军
朱声达是湖北省江陵县人，汉族，1914年12月26日出生于该县张金河镇土地口村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和打短工，受尽地主的剥削和欺凌。
1931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先在红三军九师当勤务兵，不久调师部警卫排，给师长段德昌当警卫员。1933年起，先后在六师、四师任班长、排长和警卫连长，参加了开辟湘鄂西根据地的工作；在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1933年初，在湘鄂西苏区错误肃反中，因他系师长段德昌警卫员，受株连被打为“改组派”，险被处决，幸遇贺龙获救。随后，参加了红二、六军团（后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1936年4月，任红四师第十连连长，在率部攻打滇西宾川县县城所在地州城时负伤，其后在石鼓渡金沙江时因伤痛掉队，贺龙发现后，指示红四师卫生部部长周长庚派担架抬着他，使他赶上了队伍。红二方面军成立后，任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连连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二Ｏ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二营营长和师直警备营营长（期间于1938年1月，作为贺龙的贴身警卫，随贺龙参加了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第二战区将领会议）、晋绥军区特务团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齐会、宋村、陈庄、甄家庄、田家会、黄土岭等重大战斗和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晋绥野战军独三旅参谋长、独五旅旅长，第一野战军三军九师师长、八师师长等职，率领并指挥部队参加了绥包、晋中、太原、运城、荔北、西晋等战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役。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朱声达将军作战勇敢，指挥机智果断，战斗作风英勇顽强，战绩卓著。他身经百战，三次负伤致残。1938年８月，在一二Ｏ师抗击日军进攻的同蒲铁路破袭战中，他时任七一六团二营营长，在率部攻打北同蒲洛泥河火车站的日伪军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警卫员为掩护他而壮烈牺牲，他的左臂也被弹片击中，左小臂被炸得血肉横飞，拇指、食指也被炸掉。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只能进行简单包扎和救治，虽然保住了这条胳膊未被截肢，但肘部以下只剩下皮包骨头，留下了终生的伤痛。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第二兵团三军八师师长。1951年6月，第三军组成了以朱声达为团长的入朝实习团，前往入朝作战部队了解作战经验教训，并到前线视察敌情，9月中旬回国。1955年5月至1957年7月，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被评为“优等学员”。毕业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朱声达是中共七大代表。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为宁夏军区部队、民兵建设殚精竭虑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他参加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军区的筹建工作，同年９月调任宁夏军区司令员，并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在此期间，他认真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方针，大力加强军区党委自身建设和部队、民兵建设，为部队、民兵建设殚精竭虑，成绩卓著，深受军区官兵和广大民兵的拥护和赞扬。
由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由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以主要精力抓地方工作，他身为军区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军区党委“一班人”的班长。在党委建设上，他能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原则，以身作则，团结同志，发扬民主，多谋善断，从而调动了“一班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对少数部队和人武部党委班子不团结、不和谐等问题，他多次亲自出马或指派其他常委带工作组及时加以整顿，帮助解决，有力地推动了部队、民兵建设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朱声达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注意积累和总结经验。根据他在一次常委会上发言的思路，经过常委们认真讨论，集思广益，宁夏军区党委总结上报的加强党委建设“四把关”（即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好关）的经验，兰州军区党委认为“很好”，批转各省军区、各部队党委参照执行。
在部队建设上，他能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军委、各总部和兰州军区的命令、指示和决定，结合宁夏军区部队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在他担任军区司令员的10年间，大抓了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训练、执勤、营建、农副业生产等各项工作，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在抓工作中，非常注意典型引路，特别在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先进典型。尤其是1963年12月，宁夏军区党委树立步兵六团四连战士师建华为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后，对军区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整个部队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64年3月，兰州军区党委作出决定，树立师建华为兰州部队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1965年9月23日，步兵六团二连战士张金海为抢救溺水少年艾彦良英勇牺牲。他听到汇报后，立即指示军区政治部赴该团调查研究，整理上报先进事迹材料，在军区追认烈士、进行表彰的基础上，兰州军区党委追授张金海为“爱民模范”光荣称号。
在民兵建设上，他认真贯彻毛主席“大办民兵师”和“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自己率先垂范，扑下身子抓民兵建设，并充分发挥分管首长的积极性，组织领导军区机关和各县市人民武装部，认真贯彻《民兵工作条例》，围绕地方中心工作，抓好一年一度的民兵整组，并坚持劳武结合，搞好民兵训练、执勤，开展经常性的民兵活动，促进了全区民兵工作“三落实”，并在工农业生产建设中充分发挥了民兵的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指导民兵工作上，他也非常注意培养典型，抓点带面。除军区坚持常年抓好吴忠市古城大队、永宁县高桥大队和贺兰县人民武装部等几个先进典型外，他每年都要多次亲自深入民兵基层和人武部，进行调查研究或蹲点，检查指导工作，帮助总结经验，狠抓工作落实。从而使宁夏军区的民兵工作多次受到总参动员部和兰州军区的表扬。1964年7月，在兰州军区组织的民兵比武大会上，宁夏民兵在全部11项比赛中，获得了5项第一名，取得了西北片民兵比武的最好成绩。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大抓机关、部队的农副业生产，改善了部队官兵的生活，减轻了地方的负担，并将部分农副产品支援了兄弟单位和市场。1960年，军区机关搬迁到荒无人烟的银川市新市区（今西夏区）沙窝子后，他在营区规划和建设中，大抓植树造林，成果显著，使军区机关成为当时区、市机关的绿化样板单位，受到各方赞誉。
他在宁期间，注重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宁夏党政领导关系密切，同各族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为宁夏的建设、繁荣和安定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各族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文革”蒙难 劫后余生
朱声达将军万万没有料到，在他战争年代几次死里逃生进入和平时期数十年之后，一场来势凶猛的灭顶之灾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兰州军区和宁夏的追随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给他强加了“贺龙死党”“贺龙在宁夏搞‘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结成死党，狼狈为奸”“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镇压造反派”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煽动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冲击军区，进行揪斗，对他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
1967年6至8月，在江青“文攻武卫”反动口号的煽惑下，“四人帮”在宁夏的追随者与王力、关锋等人互相勾结，密谋策划，使宁夏地区武斗逐步升级，无法制止。而他们却大造舆论，说“朱声达挑起武斗，罪该万死！”面对这种情况，朱声达将军作为担负宁夏地区“三支两军”任务的宁夏军区主要领导人思想压力极大。为了控制混乱局而，他严令军区部队对冲击军区的群众组织“一不准开枪，二不准抓人”，并于7月下旬亲赴兰州军区党委汇报，寻求上级支持。当时兰州军区主要领导人拒不接见，直到8月8日永宁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后，这位领导人又武断地说是“朱声达开了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军动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直接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并提出：“宁夏武斗我们无能为力解决，请中央把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召集到京解决。”后经中央同意，于8月14日派飞机将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接到北京，并相继召集各派群众组织代表赴京解决宁夏问题。他们到北京后，宁夏和北京的造反派互相勾结，将朱声达从京西宾馆劫持到北京水电学院一秘密据点，进行批斗，并施以肉体摧残。后经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指示，才将他送回。
在解决宁夏问题过程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康生、王力、关锋等人把持中央文革大权，对许多问题先入为主，颠倒黑白，强加于人，不容分辩。他们诬陷正在北京限制自由的朱声达遥控指挥了所谓“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叛乱”事件，当众宣布“朱声达是反革命分子”“江波（宁夏军区副政委）、何其仁（宁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是坏分子。”经过4个多月对他们3人进行重点批判斗争，于1967年12月27日作出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中发〔1967〕407号文件），指出“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负主要责任。”这个决定中给朱声达和宁夏军区党委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1968年元月，朱声达、江波、何其仁等同志到空军学院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宁夏班接受批判教育。7月间又到海运仓总参招待所继续检查“错误”。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后，又以疏散为名，将他们三人下放到陕西省蒲城县独立师大荔农场强迫劳动4年。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高压政策，朱声达将军大义凛然，同康生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向中央提出了申诉。经复查，中央对朱声达等同志的问题作了平反决定。1979年2月14日，自治区党委召开有55万人参加的全区有线广播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撤销中发〔1967〕407号文件，由此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同时宣布：中央同意对这个文件中强加给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人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杨一木、马信等及宁夏军区的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经中央同意，为1967年8月28日发生的所谓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平反昭雪。
1979年后，朱声达曾任甘肃省军区顾问组组长和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于1983年10月离职休养。由于他在“文革”中被降为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的错误命令未予撤销，将军心有余憾，曾向组织提出撤销降职命令的请求。1985年1月中旬，在他病危弥留之际，中央军委下达了撤销这一错误命令和晋升他为正兵团职（从1983年10月离职休养算起）的命令。然而这时将军已处于昏迷状态，不省人事了。将军于1985年1月21日与世长辞，终年70岁。值得将军欣慰的是，他的戎马生涯后继有人，将军的长子朱曙光曾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军衔为中将（现已退休）。
（作者曾任宁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银川军分区副政委，中共宁夏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巡视员，宁夏中共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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