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吴波在工作中。 图② 原财政部长王丙乾（左一）、原财政部长项怀诚（右一）看望吴波同志。 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吴波，1906年生于安徽省泾县。193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解放战争期间，兼任晋察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1978年后历任财政部顾问，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顾问、党组成员。1988年离休。
一位父亲、一份遗嘱，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这一切都与吴波有关，与这位参与奠定新中国财政基础，年逾古稀仍担当大任的前财政部长有关。
时间回到10年前，2005年的2月初春，99岁的吴波走完了生命的旅程，留给儿子们的只有一份特殊的遗嘱。说特殊，是因为同样的遗嘱，吴波立了两次。一次是2000年病重期间，一次是去世前一年；说特殊，是因为两次遗嘱的内容都是要将自己的待遇住房交公。第二次遗嘱，他特别写给财政部党组，并要求子女不向财政部伸手要任何照顾。
老部长吴波虽然已经走了10年了，但这个故事依然流存在很多人的口中心上。不少人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讲给孩子的孩子听。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吴波人生的最后一个故事而已。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早已不是吴波的生活片段，而是他全部的生命和整个的灵魂。正如他离休后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
一个“愧”字写出了吴波一生追求的境界，那就是一尘不染的灵魂，高贵纯净的精神，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和事业的无私奉献中。
最大任职年龄的财政部长
如果数一数新中国历任的财政部长，吴波算得上是在职年龄最大、在职时间极短的一任部长，但这丝毫不减人们对他的敬重。
1979年，吴波走马上任财政部部长时，已经73岁。
上任那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经过调查研究，吴波建议中央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分别对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汕头、珠海、厦门4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还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使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税收工作恢复正常秩序，在吴波的具体指导下，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税收三大建设（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目标，并付诸实施；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
在人们眼中，吴波既是一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又是一位实干型的高级领导。他处处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吴波的工作风格不仅对财政部形成勤奋、清廉、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佳话美谈，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说起吴波的“抠门”故事。
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财政部为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曾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蔬菜。后来吃菜问题解决了，菜地变成葡萄园。为给葡萄园建围栏，当时部行政司做了一个200多元的插竹篱笆预算。吴波看后批示：“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的结论是，拉铁丝网只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这才批准了这个预算。
吴波经常说，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
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30多年，形成了一套丰富的理财观，主要是5个结合，一是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相结合，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的观点。二是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思想。三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始终坚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四是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并一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的实践中。五是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完成税收任务与严格贯彻财税政策相结合，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
吴波的这套观点对财政工作实践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为财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吴波从不端架子，与吴波相处的人都说，吴老很普通。
原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冯润来说，“他不把自己当成是部长。”冯润来今年83岁，1951年到机要室担任打字员，很多重要文件都由他来打，他的办公室和吴波在单位的宿舍相邻。“一天，我晚上加班，天气很热，我穿着背心裤衩打字。吴老拿着文件进来了，看见我这样说，‘你可真爽’。”冯润来边笑边说。
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分配给吴波的一个小二进的四合院。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时，不敢相信这是财政部长住的房子。房子年久失修，很多地下的青砖已经裂了，地面凹凸不平，窗户上的油漆也基本脱落，房上长出了荒草。正房客厅里的陈设更是陈旧，一套破了皮的旧沙发，两把旧藤椅，一个旧书柜和一张旧的长条桌。”曾给吴波当过工作秘书的王沈京说，“就是这样一个小院子，吴老一住就是47年。”
“我当副部长以后，几次提出要修葺吴老的房子，他都不同意。后来梁柱的油漆脱落了，有的地方漏雨了，不修实在不行了，他才勉强同意修。”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回忆说。
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这是吴波一生坚守的原则。他任部长期间，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
1976年，吴波到山东省调研，不同意坐小车去，和同事们同乘一部面包车出发。一周后，一行人乘火车到泰安，接待人员让吴波乘坐红旗轿车，吴老婉言谢绝，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202吉普车里，而象征职务等级的红旗牌轿车放空跑回。事后有人问吴波，让红旗车放空跑个来回不是浪费吗？吴波说：“如果我坐了红旗车，我在泰安调研几天，红旗车就会跟我几天，这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为避嫌，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省去过一次。1982年，第四任财政部长张劲夫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邀请吴波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
从1997年开始，陈纪祥给吴波做了8年多秘书，并把老人家送走，“吴老去世前嘱咐我说，有两个保险柜是财政部的，等我走后，一定要交回。”陈纪祥拿出一张办公设备退库单，上面记录着“吴波部长，2005年3月4日，两节柜、五节柜各一，交物人陈纪祥”。
“如吴老般克己奉公的老一辈党员大有人在，但如吴老一样纯粹的不多。”项怀诚说，吴老所作所为都很普通，但在平凡小事中严于律己，累积起来却让人感到高山仰止。
而吴波就这样坚守了一辈子。吴波的这些故事后来被财政经济出版社编辑成书，名为《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感动了无数财政人。
最富有和最清贫的父亲
吴波的儿子吴威立今年80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说，“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从不和我们发脾气，也不讲大道理，更多是身教，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影响我们。”
1957年，吴威立考上清华大学，吴波高兴地对吴威立说，你需要买什么，开个单子。于是，吴威立列了一个清单，总计花费是98.5元。“妈妈说，给100元吧。父亲说，不行，就是98.5元，一毛也不能多给。”
“哥哥吴本宁大学毕业，申请支边，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父亲支持他的选择，问他，你考虑好了吗？去那里就要扎根到底，一辈子不许回来，也不准找人利用我的关系。”吴威立记得，当时去了5个干部子弟，而最后，就剩下哥哥一人在甘肃舟曲落地生根。
“我本来有机会去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但父亲不同意，他说，我在财政部工作，我儿子决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吴威立说。
吴波的儿孙没有谁沾到过他的“光”。项怀诚说，吴老从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旗号谋取个人私利，也不让家人利用他的职权占有任何好处。
2000年的一次病重，让吴波开始立遗嘱。这是他的第一份遗嘱，是为了去世后把住房交还国家。为此，他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请财政部的几位秘书作为遗嘱见证人。两年多后，吴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不放心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感觉还有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的领导表达，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次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遗嘱中，吴波说，我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给他们任何照顾。
2005年2月20日，99岁的吴波平静地走了。因为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吴威立召集家人，并请了父亲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形成一份详尽的《家庭会议纪要》，将遗嘱中的安排，逐条逐人地落实下去。吴威立还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我曾劝过父亲，希望他能考虑到在外地的兄弟生活困难的情况，把房子买下，但他没有同意。所以，我们尊重父亲的意愿，交还住房。”吴威立说。
吴波在第一份遗嘱中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他没有大额存款，仅有3万元左右的积蓄，除去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什么剩余，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子书籍，但他留下的那沉甸甸的精神财富，却弥足珍贵。（江 帆 常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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