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江东区：架起沟通“高速桥” 化解群众“心里堵”

今年以来，宁波江东区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了“群众约谈、干部解难”活动，通过制度设计建立长效机制，赋予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约谈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区管党政正职的权利，变群众被动约谈为主动约谈，变干部“单向约谈”为干部群众“双向约谈”，有效畅通了群众利益表达和解决渠道，切实解决了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有效拉近了党群距离、密切了干群联系。相关做法被省组部《组工情况》（领导参阅）、《浙江日报》刊载，先后3次被《宁波日报》头版刊载。

一、背景起因

群众约谈领导制度，源自一位居民的“发难”。

李德华是江东区划船社区业委会主任，去年“菲特”台风造成小区严重积水令他印象深刻。今年4月，他打电话到江东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希望就小区低洼地排涝改造一事“约谈”区委书记。

接到电话的同志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区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领导后，活动办领导陷入了沉思，“以往只有干部约谈群众，人大代表约谈政府部门领导，为什么不能有普通群众约谈领导呢？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就是要建立畅通的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机制。让群众可以约谈领导，不失为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办法！”

“好！”区委书记胡军听了汇报后，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区直属单位党政正职带头深入社区接受群众约谈，接地气、听意见、解难题，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并把这项活动主题确定为“群众约谈，干部解难”。

二、主要做法

（一）突出科学性，拓展约谈内涵，变居民“被动接受”为“主动点题”。突破常规运用“反弹琵琶”思路，创新领导与群众互动模式，通过“我约你”到“你约我”、“你上来”到“我下去”的转换，消除群众眼中“领导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一是在约谈主体上突出群众主动约谈。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约谈“套路”，把约谈的主动权交给基层群众，面向全区发出《致全区居民群众的一封信》，明确约谈主体主要是社区和股份经济合作社，居民群众10人以上也可以联名提出申请，约谈对象为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区管党政正职。二是在约谈内容上强化问题导向。本着开门纳谏、让居民群众畅所欲言的导向，明确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有关干部作风和效能建设的问题，有关本社区建设的问题，以及其他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4方面约谈内容（事关涉法涉访的约谈要求不包括在内），方便干部从群众中获取原汁原味的社情民意。三是在约谈方式上注重双向互动。约谈主体通过既定程序可根据需要约谈任何领导，被约谈领导可采取请上来谈、上门约谈、集体约谈、单独约谈、“联合约谈”（即由被约谈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开展约谈）等多种形式进行，提高约谈的互动性、灵活性和便捷性。

（二）突出规范性，严格约谈程序，变群众“憋在心里”为领导“放到心上”。设计严格的约谈流程，明确办理期限，确保约谈的效率和质量。一是社区提出。社区作为约谈主体，运用各种形式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扮演好民情民意的“收集站”、“加工厂”和“传递员”作用。活动开展以来，全区74个社区累计召开“物居恳谈会”、“小巷公议会”等各类意见征集会400余个，收集到各类问题850余个、意见建议150余条。在此基础上，各社区结合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汇总梳理约谈申请，一事一案填写《群众约谈登记申报表》，并上报街道。二是街道审核。街道对社区上报的约谈申请进行汇总，领导小组负责初审，对于街道层面能够解决的，马上解决；解决不了的，集体研究拟上报的约谈申请。三是受理交办。区层面成立由区委组织部、正风肃纪工作小组负责人和区委区府办督查工作负责人组成的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受理审核工作。约谈申请原则上一月一审，特殊约谈事项随时受理。对经专门工作小组研究确定的约谈申请，填制《群众约谈交办通知单》，3个工作日内交被约谈领导；不作受理的，视情作一般来信处理，并做好反馈工作。四是接受约谈。被约谈领导在5个工作日内与约谈主体商定约谈时间、地点和形式，或根据需要指定分管（联系）领导或职能部门党政正职接受约谈，遇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作出说明。约谈过程中，被约谈领导认真做好记录，约谈情况记入《群众约谈情况登记表》。截止日前，全区74个社区共上报约谈申请193个，经专门工作小组集中会审，交付区四套班子领导办理32个、区管党政正职办理161个。

（三）突出实效性，强化问题解决，变“最后一公里”为“联系零距离”。坚持“议而有决，说到做到”，务求约谈申请“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一是现场解决。被约谈领导对约谈主体反映的问题，能够解决的马上解决、决不拖延。如划船社区居民李德华就“划船社区低洼地排涝改造工作”，对我进行了约谈，我当场与城管等部门商定解决方案，现在中塘河河堤加高正在施工，电表箱抬高已完成。东海花园社区居民就“基层卫生服务”问题，对区委副书记、区长孙黎明进行了约谈，孙黎明同志现场进行了办公处理。二是交办解决。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约谈事项，协调相关部门承办解决。承办主体根据要求专题研究办理方案，明确责任人、完成时限。约谈事项办理结束后，承办主体填写《群众约谈事项办理情况反馈表》，交被约谈领导审核同意后，向约谈主体反馈。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于海平接受东柳坊社区居民关于物业管理问题的约谈和区政协主席陈勤俭接受黄鹂社区居民关于配电箱改造问题的约谈后，分别责成区住建局和区经信局进行了跟踪解决。三是督办解决。区委区政府督查工作专门机构负责对约谈事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和督促检查，不定期以适当形式在全区进行通报，对办理情况好的实行销号，对承办约谈事项不力、敷衍塞责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承办主体主要负责人责任。目前，涉及低洼地整治、变电箱改造、河道清淤、僵尸车清理等193个约谈申请大部分得到实施，群众长期堵在心头的问题得以化解。

三、初步成效

（一）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如何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就成为各地探索的重点和难点。江东区在制度设计和操作过程中，本着开门纳谏、让居民群众畅所欲言的导向，注重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把约谈的主动权交给基层群众，群众有建议、有看法、有抱怨，只要10人以上居民联名点题，就可以约谈有关职能部门的干部，甚至是区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党员群众的党员群众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增强了他们参与辖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工作针对性、实效性。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提供的服务具有普适性，然而居民的诉求具有特殊性，如何做到有效对接，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江东区通过开展“群众约谈、干部解难”活动，党员群众能及时便捷地反映配电箱改造、社区物业管理、小区“僵尸车”问题、“买菜难”问题等一些“心里堵”问题。从典型问题到共性问题，从细节问题到全局问题，从当前急迫问题到事关长远问题，群众的意见建议如同各种表证身体状况的脉搏，区、街道、社区对症下药，针对性解决服务中的“短板”。截至目前，74个社区的193个约谈申请大部分得到实施，群众长期堵在心头的问题得以化解。

（三）有效拉近了党群距离、密切了干群联系。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员干部逐渐有意无意地疏离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自觉不自觉地疏离了执政党，党群、干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一种双重疏离状态，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呈现在全党面前，成为了我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巨大挑战。群众利益无小事，推行群众约谈领导制度，让党员群众敢于说出心里话，主动讲出闹心事，积极提出金点子。这种接地气的形式，无形中拉近了党群距离，增加了居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亲近感、信任感。

四、分析评价

通过赋予党员群众约谈领导的权利，有效提升了党员群众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增强了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完善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变群众被动约谈为主动约谈，变领导单向约谈为领导与群众“双向约谈”，让群众大胆提意见。政府根据这些意见建议去做，针对性更强，更能使群众满意。专家高度评价这项制度是干群关系上的一个突破，政府管理上的一次改革，还是党的为民服务宗旨的一次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