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书记”的利与弊

想起“第一书记”这个话题，是因为电视连续剧《马向阳下乡记》。马向阳下乡当的就是村支部的第一书记。我记忆中的第一书记，远比马向阳气派。那时没听说过村支部也有第一书记，连县委、地委也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第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就相当普遍了，1982年后才逐步淡出。高扬却是1982年起出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直到1985年5月，不是中共组织史上最后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也离“最后”不会太远。

如今一些乡村，宗族势力开始崛起，党的组织软弱焕散，像刘世荣这种霸气冲天，动辄以“老刘家”的名义说话的“二叔”，像齐旺财这种既缺乏魄力又缺乏气度的村支书村主任，以及在村委会中甘当“内线”的梁守业之类并非绝无仅有。这种乡村，强者横行，弱者受欺，路见不平，难得有人仗义执言；“二叔”没有点头，正经事很难办得起来。扶贫扶志扶精神，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这大概是下派“第一书记”的一个客观依据。

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大槐树村的马向阳有其明显的优势。他是市商业局的一个科长，其行政级别与乡镇主要领导不相上下，用前些年闽北地区的说法，可算是“高位嫁接”；马向阳在市商业局当的是市场科科长，富有市场经济的头脑，很快就能让大槐树村的资源优势与外界市场接轨，找到致富的路子；站在马向阳背后的是市商业局，他要为大槐树村修路，他要在大槐树村开办超市，创立煎饼公司，搞大棚蔬菜与乡村旅游，都能在技术、销售和资金等方面得到市商业局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马向阳以他的政治素质与领导艺术，赢得了大多数村民的拥戴与信任，使宗族势力与歪风邪气逐渐失去市场，也使他的威信与“第一书记”的身份相称，于是打开了大槐树村的局面，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正道。马向阳的“挂职”，不是“挂职无异于挂名，只是搞个形式走过场”的“挂职”；马向阳的“下派”，不是只会走“上头”的门路，用“上头”的资源，在基层这块土地上“涂金”的“下派”。尽管生在城市对农村情况不熟悉，但他是进入了“第一书记”的角色，接上了“大槐树村”的地气的，很快对当地村民的衣食住行、甜酸苦辣了然于胸，这个担任“第一书记”的经历，也会使马向阳本人终身受益。应该说，这都是“第一书记”之利。

然而，马向阳毕竟只是一个下派挂职的“第一书记”，他的任职时间只有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一年之后，马向阳走了，大槐树村怎么办？没有了马向阳这样的“第一书记”，大槐树村是否还能得到市商业局在技术、销售、资金诸方面的倾力支持？没有了马向阳这样的“第一书记”， 大槐树村的宗族势力是否又会重新抬头，大槐树村的歪风邪气是否又会卷土重来，大槐树村的公正正义是否又会销声匿迹？没有了马向阳这样的“第一书记”， 大槐树村的超市、煎饼公司、大棚蔬菜与乡村旅游是否还能搞得下去？马向阳这个“第一书记”，管得了大槐树村一时的兴起，管不了大槐树村长远的发展。

外派“第一书记”不是长远之计，弄个土长土长的“第一书记”行不行？不妨以《马向阳下乡记》中人物为例做几个假设。

假如让齐旺财当“第一书记”行不行？恐怕不行。这个齐旺财，工作碰到钉子就以到外地打工的方式回避矛盾，形势稍有转机就急于清算曾经与他作对的人物。倘若以为“第一书记”就可以高人一头，并在这种潜意识支配下行使权力，还会很快激化矛盾，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假如刘世荣是党员，让他当“第一书记”行不行？恐怕也不行。刘世荣在大槐树村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大有权力欲，曾经用先送“一只皮鞋”的方式贿选村主任。这样的人当“第一书记”，还不颐指气使指鹿为马，让村民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

合适的人选倒是有一个，就是刘世荣的儿子刘玉龙。这是一棵好苗子，有朝气，有生气，也有浩然气。敢于维护正义，敢于探索新路，又脚踏实地。贫困村尤其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挑大梁。我相信刘玉龙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干出一番事业，但我不赞成他当“第一书记”，因为我不敢担保功成名就之后，他能经得起“颂歌盈耳神仙乐”的折腾，而“第一书记”给人的感觉，就是书记上面的书记。这种特殊的身份，很容易在顺境之下成为使人走向反面的推手与助力。应该说，这是“第一书记”之弊。

改变一个村的面貌，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更需要有一个政治生活与制约机制健全的领导集体。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又何尝不是如此。“第一书记”的设置可以是权宜之计，却不可成为常态。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逐步淡出，未尝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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