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五峰镇：构建党员“一小时服务圈”打通最后一公里

五峰镇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属武陵山支脉，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平均海拔1100米，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山区镇。五峰镇地处县域中部，东邻长乐坪镇，南与湖南省石门县交界，西与采花乡、湾潭镇毗连，北与付家堰乡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接壤，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镇国土面积456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18万公顷，耕地面积3885公顷。全镇辖12个行政村、3个居委会，14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9673人，农村人口25943。全镇共有30个党支部，其中农村党支部12个，党员1376名，农村党员832名，社区党员314名。

背景与动因

党小组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单元,是基层组织建设的神经末梢，是联系党员群众的最后纽带。如何立足实际，科学设置党小组，组织党员在基层党组织中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五峰镇辖12个村党支部，839名党员，原设置46个农村党小组，通过深入各村就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发现目前传统党小组设置形同虚设，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逐渐弱化，党员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三难”。

㈠活动开展难。一是受时空所阻。山大人稀、居住分散，“隔沟能说话，见面走半天”的客观地理条件造成党员聚集难，限制了党组织活动的开展。以茅坪村为例，该村国土面积121.8平方公里，党员81人，平均1个党员辐射1.51平方公里，组织党员集中活动十分困难。二是受经费所限。“路上花半天，开会要吃饭，误工要补偿”，党员集中活动成本过高，超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保障能力，导致活动不经常。三是受导向所致。基层党建考核重党支部轻党小组，出现以“党支部活动代替党小组活动”的事实，党支部除了“七一”等特殊时期，集中开会次数少，活动频率不高，“三会一课”特别是党小组会得不到落实。

㈡教育管理难。一是教育形式单一。基层教育资源匮乏，对农村党员的教育，绝大部分以学文件、看电教、讲党课“三部曲”为主，很少组织党员外出参观培训，现有教育手段不多，吸引力不足，学习效果有限。二是流动党员增多。市场经济导致农村外出流动党员增多，“打工赚钱、回家过年”的现象普遍，“能人”党员和年轻党员大量外出，长期游离组织之外，岗位变动频繁、队伍不稳定、去向难掌握、近况不清楚，“家难安”、“人难管”，成为组织上的“空挂户”，管理上存在很大难度。三是党员结构老化。留守党员年龄老化，有的行动不便，参加活动有心无力；有的思想退化，不愿参加组织生活。

㈢作用发挥难。一是“无意愿”。农村党员特别是无职党员，既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权利证件”，在调解矛盾、宣传政策过程中，往往腰杆不硬、话语无力。在发挥作用时有了畏难情绪，在生产生活中忘记了党员身份，党性观念逐步弱化，甚至被群众戏称“党员不党员，多交两块钱”。二是“无能力”。农村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能力偏弱“三偏”现象，部分党员事实上已经成为时代“落伍者”，无力争先、也无法带头致富。 三是“无舞台”。农村党员缺乏有效的活动载体，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村级党组织开展活动单一，内容不丰富，缺乏针对性，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活动氛围不浓，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舞台。

二、探索与做法

为推动“三会一课”制度的全面落实，让基层党小组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以茅坪村为试点，在创新农村党小组设置，建设农村服务型党组织，搭建山区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平台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㈠科学重划党小组，做到“全覆盖”。按照依山就势的原则重新划分党小组，将茅坪村原来5个党小组划分为茅坪、界头、顶坪、梓树坡等9个党小组。一是按组划片。对符合“三个一”（“一小时”活动圈、“一公里”服务组、“一招呼”行动队）标准的自然村组，不打破原有组别设置，选优配强党小组长（顶坪、界头党小组长与村小组长分离）设置党小组。如茅坪村党小组（现茅坪村一组，即原茅坪乡政府驻地及周边）实行按村组划片。二是依势划片。对地势平坦，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实行划片，如顶坪党小组按照居住相近、地域相连、人事相往的原则进行划片。三是聚居划片。为沿袭历史，尊重民俗，对以地名聚居的党员实行按聚居地划片，如刘家坪党小组、宋家河党小组。

㈡严格设岗定责，做到“全服务”。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三级组织构架，实行定活动周期、定服务对象、定服务内容“三定”岗位责任制，建立党员公开承诺、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等工作制度，服务内容上坚持“四入户”、“两发展”、“一畅通”。“四入户”即“送政策入户”，对粮食直补、公益林补偿等入户宣传政策，询问政策落实情况；“送和谐入户”，平时注重对邻里周边关系，对有倾向性的矛盾纠纷苗头及时掌握，商量对策进行化解；“送平安入户”，注重防火防汛防盗、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预防，对地质灾害、安全隐患和治安情况进行巡查；“送温暖入户”，对联系户中的困难群众及时慰问，特别对打工家庭、空巢家庭定期走访。“两发展”即发展公益事业，对群众提出的用水、修路等要求，拟出初步方案报村“两委”审定，组织受益群众开会，阐明补偿、投劳等事宜，实行“自建自管”；发展致富产业，依托协会或致富带头人，对农户种植、从事的同类或上下游产业的产品，进行收购、加工或销售，形成产业团体或链条，改变农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一畅通”即畅通民情民意诉求渠道。党小组成员对隐患苗头、群众需求、发展建议三类民意诉求进行搜集、整理，实行一月一碰头，定期通报党员服务群众情况，对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向村“两委”报告。

㈢完善制度保障，做到“全到位”。在活动方式上，坚持“定点为主、轮流为辅、特事必到”的总原则。定点为主即以党员（群众代表）家等为活动阵地，召集骨干党员和群众开展以组织学习、传达精神、通报情况和分配任务等内容的活动。轮流为辅即按照方便活动、分散负担原则，党小组集体或党员个人到党员或联系群众家中开展服务和组织活动。特事必到即面对矛盾纠纷调解、防汛防火、地灾抢险等特殊事件时，召集活动组成员到矛盾纠纷调解户、困难党员群众家中或突发事件现场，处理具体事务。在活动时间上，坚持三个“必须”与两个“灵活”，三个“必须”即任务前夕必须部署，险情当期必须处置，群众有难必须行动；两个“灵活”即避忙就闲灵活安排，聚集时机灵活组织。在阵地建设上，党小组坚持党旗、党员联系群众分布图、党员服务群众台账、党小组活动工作薄“四有”，村支部必须对党小组设置分布图、党小组基本情况登记册进行上墙归档。

三、经验与成效

自2013年9月茅坪村试点运行以来，镇村两级积极策划组织，各党小组及成员广泛参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㈠党小组开展活动越来越积极。通过将党员进行重新编组，实行网络化编排、网格化管理，实现由村党支部组织党员活动向“做实”党小组活动转变，使党员活动更符合山区实际、更贴近广大群众，进一步密切党群联系。过去开展党小组活动门可罗雀，导致党小组活动可有可无，现在绝大部分党小组活动基本实现“一月一碰头”，党员活动实现就近就便，通过降低活动成本、灵活安排活动时间，党员参加活动由抵触到冷漠再到积极参与，使年轻党员愿意参加活动，老党员乐于参加活动，积极分子积极投身党员活动，党组织凝聚力得到明显增强，改变了原来党小组会基本不开，党支部会开得不规范的局面。

㈡无职党员发挥作用越来越具体。带头致富的意识得到加强。如贝母种植带头人覃士成，无偿为附近村民教授贝母的种植技术，同时在种苗价格上给予很大优惠，目前已成为茅坪村最大的贝母合作社。扶贫帮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得知服务对象邓珊君生病住院后，知晓其家庭情况的党员张远平到医院看望，希望影响更多的党员帮助其渡过难关。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参与。全村共组织党员参与义务劳动36次，帮助个人16次，发展公益事业20次，集中在用水、修路等方面。5月份茅坪党小组组织党员帮助丰粮村义务修路，6月份界头党小组组织党员帮助界头小农水项目区掩埋水管，即将成立饮水协会，每个水池区抽一人组成义务护水队，加强水池的管护，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都得到一定的提升，产业发展得到保障。

㈢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越来越到位。对最新的惠民政策、法规知识、致富信息，党员带头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学习，及时向联系的村民传达。对粮食直补、“两保”征收等需要落实的任务，在村“两委”安排部署后，入户宣传政策，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协助村“两委”合力完成。同时集中学习镇上编写的《强农惠农政策一本通》，为村民讲解办事流程，理清享受政策的条件，不让村民跑冤枉路，减少了因政策不明引发的不必要的上访。如梓树坡村民薛实荣对“公益林补偿100亩减少5亩”的政策不满意，对口联系的党员林成双得知情况后，联合党小组组长李正安带着《一本通》到户做宣传工作，将“减少5亩用于生活用柴”的政策讲明，了解实情后薛实荣欣然接受。

㈣矛盾纠纷化解条缕越来越清晰。党小组成员实行“一对多”帮扶服务模式，定期走访服务对象，平时注重留意邻里之间的关系，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如界头党员向云生，得知小组修建水池要占用农田，为不让邻里扯皮，让出自己农田来修水池，并对于毁坏的经济林木不要求补偿，预见性的防止了矛盾的发生。对于掌握的邻里信息，一月一碰头进行通报沟通，对于小型矛盾纠纷，商量对策，明确任务，进行化解。处理不了的及时上报分片的村干部，村干部集中汇总到村书记，层层把关，保证信息畅通。从去年9月至今，茅坪村党员参与成功调处矛盾纠纷49起。

㈤群众对党员的认可度越来越高。通过搭建无职党员作用发挥平台，党员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荣誉意识明显增强，在帮助调解矛盾、宣传政策过程中，腰杆硬了，话语有力了，能够主动亮明身份，以前未开展服务的部分党员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参加组织活动。党员在群众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称号，而是真正联系服务群众的中坚力量。群众对党员的看法也再逐步转变，不再戏称“党员不党员，多交两块钱”，而是将党员作为倾听者，作为传声筒，作为一个便民服务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