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永旭
人们常把那些不搞调查研究、不作数据分析、凭主观臆断决策问题的领导行为，称之为“拍脑袋”。实际工作中， “拍脑袋”干部不习惯精准的客观定量，倾向于粗略的主观定性。他们往往坐在车里下基层、关在屋里搞调研、情况不明表态快、把握不大决心大、遇事草率下结论、拍着脑袋作决策，最终导致事业受挫折、经济受损失、发展受影响，还严重妨害了党政机关的公信力。
“拍脑袋”现象,并非“新生代”而是“老字号”。早在上个世纪初，胡适老先生就以一文《差不多先生传》，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一个国人处世不恭、办事马虎、缺少责任、不求精准的庸碌形象。“差不多”先生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他做伙计时，常常把“十”字写成“千”字；他坐火车时，经常赶到车站火车已开走两三分钟……他死后,大家都说他“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于是就给他取个法号——圆通大师。美国传道士史密斯，在1894年所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漠视精确、思维含混”的民族。也有人说，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从而养成了重形象、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文化习惯。这种文化习惯，使中国长期以来沉浸在含蓄模糊的审美意识中，满足于“模糊联想”，止步于“精准证明”。不论是国人的自我反省，还是旁人的无情批判，都恰恰反映出我们传统文化的“短板”及社会管理的滞后。令人可叹的是，胡适针砭讥讽的“差不多”先生，已经“历史长河滚滚去、时移世易多少年”，但其阴影始终萦萦绕绕、挥之不去。
新中国成立后，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决策失误，到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等经济决策失误，给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损失，给人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创伤和记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发热”头脑的支配下，曾经办过一些错事、耽误过一些时间，受到过自然和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时至今日，我们仍未走出决策不理性、不科学的怪圈，近年来媒体屡屡暴光的一些工程项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少数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往往“脑袋一拍、大笔一挥”，不切实际的“中国之最”、“亚洲第一”，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就草率决定、匆匆上马，随之而来的却是成百上千万甚至数亿元国家财产“交学费”、“打水漂”。诸如：一个小城市修建国际大机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花60多亿人民币造新城、一个乡镇盲目建设开发区带来上亿元负债，还有昆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符合安全条件却违规建厂，导致最近发生260人伤亡的特大爆炸事故，等等。大量事实证明，心血来潮的长官意志、脱离实际的决策方案、缺乏监督的议事程序，三者搅和在一起就会变成“洪水猛兽”，它使法制、科学、民主的决策手段，统统流于华丽形式、抛于九霄云外，到头来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政府背上沉重包袱，让一方经济承受不可承受之重，让一方百姓“埋”下不该认埋之单。历史是最好的教课书。这些深刻教训，都是我们用沉重代价换来的，当以警示后事、警醒后人。
“拍脑袋”，在官场是一种顽固“自恋症”，对经济具有很强破坏力，于百姓堪称尽害无一益。究其原因，很重要一条就是缺乏“数据精神”。所谓数据精神，就是善于挖掘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更加客观、精准、科学地为实施决策服务。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之“大”，不仅仅在于其容量大，而在于通过这些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人类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大发展”。世界著名管理学家爱德华·戴明有一句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在西方多数发达国家，数据被视为科学的度量、知识的来源、决策的依据。没有数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将寸步难行。有一个正确使用数据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沃尔玛是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也是拥有世界最大数据库的企业。研究人员在一次例行数据分析时，发现跟尿布一起搭配购买最多的商品竟是啤酒。经过跟踪调查，终于发现原因：一些年轻爸爸经常到超市购买婴儿尿布，其中三分之一的新爸爸会顺便买些啤酒回家。沃尔玛随即决定对啤酒和尿布进行捆邦销售，果然这两种毫无关联的商品，销量直线猛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对待数据大多持有麻木和漠视态度。这种麻木和漠视，实际上体现了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正如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过去中国的落后，根源之一就是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确管理；而未来中国的进步，也有赖于建立这种精确的管理体系。”可以说，在现代管理不再倚重经验而依赖数据的情况下，数据就是直接财富，就是核心竞争力，就是决策的“基桩子”和“命根子”。任何科学决策，都是在占有数据、分析数据、驾驭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的，绝对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拍脑袋”，只能“拍”出“流产”的项目、“流失”的民心和改革发展的“怪胎”，绝对“拍”不出经得起实践、时间和群众检验的科学方略。决策是这样，落实也如此。我们经常强调抓工作落实要高标准高质量，其实高标准高质量落实就是精准落实，如果离开数据平台和数据支撑，“最先一公里”也好，“最后一公里”也好，哪“一公里”恐怕都难以打通。
“大数据”时代，还在催生更多变革。当前，我们既面临改革开放的机遇期，也面临各种矛盾的交织期和建设发展的攻坚期。越是关键时期，越需要一大批能够适应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的优秀领导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强化数据意识，培养数据境界，不论干任何事情都要坚持重数据、求精准，真正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真正使“用数据说话”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追求，真正把“重数据”干部搞得多多的，把“拍脑袋”干部搞得少少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