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平台建机制　让整改更精准

　　“诉求量排名前3位的为社会管理、重大专项、日常生活类；民生方面的诉求，市政设施、环境卫生、物业管理、供水、低保分别排在前5位；诉求强度均值为1.87……”

　　这是一份民情分析报告，数据清晰、条分缕析。针对以往社情民意“碎片化”现象，教育实践活动中，安徽繁昌县委建立群众诉求解决工作机制，把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问题汇集起来，利用大数据分析，根据群众诉求反映次数的频度、涉及人数的广度、事情紧迫程度等，解决具体问题。

　　繁昌县建立群众诉求解决机制，恰是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地搭平台建机制解民忧的一个缩影。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坚持下移重心便民、下沉资源利民，解决诉求为民，着力建设服务平台，完善服务机制，整改“四风”问题。

　　工作重心下移

　　对群众需求更有数

　　“这鱼多少钱一斤？”“一年的摊位管理费要多少啊？”……3月11日傍晚6点多钟，浙江长兴县一位副县长在城北菜场一边与摊主聊天，一边拿出本子记上几笔。他不是在买菜，而是按照“民生必修课”的日程安排，摸查农副水产品是否买得方便，吃得安心。长兴县推出的“民生必修课”，要求县级领导干部换位体验发现问题，并进行梳理汇总、分门别类，由每位县级领导干部“对号”认领，切实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在四川中江县石垭子村，村党支部书记田明阔的办公桌上摆放着3本厚厚的台账，里面分门别类地登记了村民们的各种民生诉求。“以前，工作中对村民反映的事常有遗漏。现在村干部每周、每月做什么，哪些事需要立即办理、效果如何，台账上都记得清清楚楚。”田明阔说。今年以来，四川在农村实行“台账工作法”，干部下基层解难题，如实建账、限时结账、公开晒账。截至目前，全省共建立台账近10万本，登记各类问题近50万个，已解决20余万个。

　　在福建宁德市，“一线工作法”全面推行，全市1000多名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项目工地、企业一线，召开现场办公会5900多场，解决问题1.1万个。

　　在江西浮梁县，32名县四套班子成员和法检两长每月至少下乡住访1次，他们成为农家的“夜访客”，解决了兴田乡朱家村低保户危房改造、张源村村通道路修建等170多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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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地领导干部通过深入群众生产生活一线，开展换位体验，收集社情民意，查问题、办实事、改作风。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一些领导干部做决策时很容易想当然，真正下基层了，才发现一些自己支持开展的工作不一定受基层欢迎，有时甚至是好心办坏事。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群众最需要什么，也只有群众自己最清楚。“搭建切实管用且长效的联系服务群众机制，让干部与群众贴得更近，才能对群众的需求更有数。”

　　服务平台下沉

　　让群众办事“一趟清”

　　刘奇是黑龙江龙江县龙江镇鲜光村代办员，每周二、周五他都要到镇里为村里的群众代办各种手续。目前，他已为村里群众代办了150多件房屋、耕地、农机等各类手续。

　　为方便群众、服务群众，龙江县建设代理代办平台，在县政务中心和乡镇机关设立大厅式、窗口式的群众之家15个，代理中心15个。户口办理、建房审批、低保申领、民政救济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89项服务事项纳入代理范围，实行全程代理、无偿服务。目前，全县建立代办站（点）1053个，代理代办33160件次，为群众节省费用1200多万元。

　　湖南石门县通过驻村服务、代办服务、预约服务、流动服务、定点服务等5项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是流动服务，县乡村联合组建政务服务、信访办理、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等400多支流动便民服务队，开通20辆便民服务车，为村民提供各类便民利民服务。今年以来，石门县乡村两级共办理群众事项7990件。

　　山西安泽县将45个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成立联动便民服务室，整合乡镇“七站八所”人员组建联动保障组，以村级“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网格长、社区民警、大学生村官为主成立综合服务处置组，实行村级主动服务、乡镇开门服务、县乡村三级联动服务，解决群众难题。

　　广西扶绥县扩大乡镇政务服务中心职能，在村一级推行代办服务、上门服务，一些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实现了就近快速办理；上海长宁区各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将工作时间延长至晚上7点，为上班族提供更多便利；安徽岳西县将公安、司法、卫生、电信、邮政、农技、农机、供销等部门的服务触角延伸到村，推行“背包服务”……

　　将服务平台下沉，解决群众“办事难”，让群众办事“一趟清”，已成为教育实践活动中多地的普遍做法。

　　精准解决诉求

　　群众出题干部落实

　　针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在群众家门口开展的特点，各地纷纷敞开大门接受评判指点、倾听意见建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整改突出问题。

　　翻阅湖北的《襄阳日报》，可以看到市各部门的专线电话公布其中，全天候“连线”群众。同时，襄阳依托市县政务服务中心、102个乡镇便民服务大厅、2716个农村和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全面搭建群众“说事”平台。

　　根据群众意见，襄阳开展排查吃空饷、清理基层组织制度标牌过多过滥等专项整治，并在《襄阳日报》上进行集中“晾晒”。截至目前，全市清理超标公务车169辆，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党员干部321人，党纪政纪处分78人，就地免职66人，收缴违纪违规资金85.76万元，修改群众办事不方便的规程490多条。

　　在上海青浦区，区环保局重视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栏目反映的一小区居民深受工厂排污之苦、投诉5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加大对排污企业整改督查和自身“四风”突出问题的查改。

　　在江苏宿迁市，各单位对照领导班子《“四风”问题排查单》，逐项分解交办，每半月填写1次《即知即改成绩单》，通过在媒体开设专栏和视频通报等形式定期“晾晒”《即知即改成绩单》，先后公开40家单位115件即知即改事项，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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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收集社情民意，整改“四风”突出问题，各地把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辛鸣表示，搭平台、建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找准并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应把查找出的“问题清单”与“整改清单”进行“无缝对接”，把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同时，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决定了转作风不能一蹴而就，领导干部应摒弃“过大关”“松口气”的心理，把服务好群众作为一种自觉和习惯。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09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