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红白事”操办

随着婚期的临近，该怎么办这场婚礼，王磊一直在纠结。在哈尔滨工作的王磊虽然不是党员干部，但他爸爸是某县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

一年前，在一个亲戚的婚礼上，王磊爸爸的一个好友允诺：“等你结婚时，叔叔给你弄个像样的车队，再找个上档次的饭店，保证比他们的婚礼带劲。”可当王磊和家人准备预约饭店和礼仪公司时，中纪委和省纪委接二连三的通报让王家意识到，“大操大办太危险了”。

当地已经有人尝到了触碰“红线”的苦头。2013年9月，县法院一名中层干部两次为女儿举办婚宴，共设宴15桌，接受礼金27 400元。被人举报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违纪礼金予以追缴，并被全省通报。

近两年，很多人像王家一样，在怎么办婚事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传统习俗遭遇纪律“红线”，党员干部及其家属、随礼者的心态各有不同。

“是狠刹大操大办的时候了”

没完没了的“红白事”人情随礼，曾经让大庆市某部门的公务员陈强叫苦不迭。因为在“红包”文化的“潜规则”下不敢免俗，他的生活变得不堪重负。

在陈强的印象中，前几年当地操办“红白事”的排场越来越大，一场婚礼到场数百乃至上千来宾是司空见惯的事。他经常收到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发来的请柬，生日宴、百天宴、升学宴、乔迁宴、录用宴、升职宴、出国宴等等，都成了“请你喝喜酒”的理由。刚参加工作，工资收入不高，但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邀请，也不好轻易回绝，只能咬牙挺着。他跟记者感慨：“真是‘打肿脸充胖子’‘打掉牙往肚里咽’啊！”

陈强说，2012年的5月和6月是他“最崩溃的两个月”，一共参加了13场婚礼，关系很好的最少得拿500元“红包”，不能到场的也得让人捎过去200元，“13场婚礼，我送出去的‘红包’得有好几个月的工资。每次往外掏钱，真是心都揪起来了。最惨时，兜里没钱了，我只好跟老妈借生活费。唉，快三十岁的人了，还得当‘啃老族’，让我觉得挺丢人的。那段时间，我差不多天天跑彩票站研究双色球、大乐透，恨不得马上中个500万大奖，能一下子翻过身来。嗨，最多的一次也就中了200元。”

“去年以来，严禁党员干部大操大办‘红白事’的政令让很多人都当回事了——抓住真处理、真通报啊。现在摆席收钱的现象明显少了，随礼负担也减轻了一些。”陈强如释重负地说，“我也下决心了，等我结婚的时候，就参加集体婚礼，然后领着媳妇出去转转。将心比心吧，你有被人情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别人不也一样吗？”

在哈尔滨市一家省直单位工作的李燕也坦言，这些年，对于婚礼主办者的“盛情邀请”，她不愿“拂了人家的好意”，面对人情往来的“潜规则”，她虽然很不情愿，却又无能为力。

这是一种典型的纠结心态。2013年10月，《新京报》围绕“婚宴中送领导或送同事的份子钱”的话题，对全国100名不同职业的受访者展开调查。调查发现，近六成参加领导家婚宴的人送的“份子钱”高于一般同事近一倍，个别的高出十倍甚至更多。“为调动工作、办事儿而送‘重金’的”占3%，超过67.27%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风气如此，大家都如此”。

对于禁止党员干部大操大办“红白事”的政令，李燕十分赞成，觉得党员干部就应该开社会新风之先。从去年到现在，她没听说单位哪个领导和中层干部张罗“红白事”，更别说大操大办了，“我估计都看明白了——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拍照、录像方便得很，要是有人好事儿，在网上给你一曝光，那就是违纪证据，弄不好，官位都可能丢了，犯不上。”

“‘份子’收不回来也得认！”

尽管妻子颇有微词，抱怨“这些年随出去的‘份子’收不回来了”，但郭拥军仍然坚持给独生女儿简单办婚礼，“现在啥形势啊，别往‘枪口’上撞。‘份子’收不回来也得认！”

郭拥军是哈尔滨市某部门的一个处长，用一个同事的话说，“实权派，正当年，还有步”。

女儿婚礼前一周，郭拥军的电话成了热线。一些市区和所属县市业务对口单位的领导和熟人听到“小道消息”，纷纷打来电话祝贺并求证日期、地点，表示大喜之日要来喝喜酒。但郭拥军在电话里的口径都一样：“感谢祝贺，但还是别来了。咱哥们儿感情不错，可毕竟有业务关系，容易担嫌疑，让人说三道四。这个你懂的。”对于那些经过斟酌才发出邀请的亲朋好友，郭拥军也反复强调，“红包坚决不要，只要捧个人场就好”，并在请柬上特意注明“谢绝礼金，一片真心”。

一个朋友见他如此谨小慎微，觉得不可思议：“我看有些干部家办喜事超过20桌，礼金照常收，也没怎么着啊！你是不是有点儿过了？至于这么紧张吗？”

因为是熟人介绍才答应接受采访的郭拥军向记者坦言：“我从外县进市里已经二十多年了，换了好几个工作单位，这些年往外随的礼，拢起来咋也得有二十几万吧，而我家从来没办过任何事儿。我母亲在外县去世时，只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同学和战友到场，没想惊动太多的人；我女儿高考进的是北京的‘一表’，也就一大家子亲属一起吃顿送行饭。原来我爱人还合计，孩子结婚时能回来些礼份子，见我非得在请柬上注明不收礼金，那个不乐意啊。我就得跟她‘陈明利害’了——要是有人‘整事儿’，我这个‘后备’可能就整‘背后’去了，你愿意吗……说良心话，不是我觉悟有多高，而是这气候下得识时务啊。况且，我也是在关键阶段，挺敏感，小心无大错。”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按规矩办，不破上限”，是多数操办婚事的党员干部的现实选择。哈尔滨市一家专业承办庆典礼仪的大型酒店经理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客户在预定桌数时会在邀请的人数之外再“机动”两三桌，以备不时之需。但去年以来，经他操办的官员家婚礼，客户往往明确提出只预定10桌或20桌，“意思是不留‘机动’，怕‘过杠’。”

“人太少了挺没面子的”

“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老公和我，六个人的朋友圈加上两家的亲戚，20桌咋算都不够。”自元旦订婚以来，在哈尔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赵悦没少为定在6月份举办的婚礼规模发愁。赵悦所说的“20桌”，是党员干部操办婚事纪律规定的上限。

赵悦的父亲和准公公都是处级干部，属于纪律“红线”的约束对象。因为怕婚礼“操办不当”给双方家长惹麻烦，赵悦勉强同意只办20桌，但她又觉得 “心里很不平衡”——和几个大学同学的婚礼场面比，人太少了挺没面子的。

而前面提到的王磊，也面临棘手的处境——王磊的准岳父是哈尔滨市的一家私企老板。一天，当王磊在未婚妻家试探着提出“控制婚宴规模”的想法时，平时待他和颜悦色的准岳父立刻沉下脸来：“你爸是领导干部，规定能限制到他，那没办法。但我就是一个个体户，又不是机关干部，规定还能限制到我啊？咱家办事不是为收礼，咱不差钱，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可不想让她像当年我和你婶结婚时那么寒酸。有这么大的家业，如果姑娘出嫁时冷冷清清，还有什么意义？让朋友怎么看我？”

因为商量不通，两家人只好分头操办。男方家在县里操办的结婚典礼正好10桌，而女方家在哈尔滨操办的答谢宴则“高端大气上档次”。

两场婚宴下来，王磊不仅身心俱疲，而且忐忑不安，生怕哪个来宾将女方答谢宴的场面视频上传网络，惹出什么是非。

“不至于那么倒霉吧？”

采访中，哈尔滨市某区一名纪委干部向记者坦言，“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来，“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现象明显减少，但仍然有少数党员干部在纪律“红线”前心存侥幸。

“我问过一个超规格办婚宴的国企中层干部，纪律面前为何明知故犯。他说，现在就这个风俗、这个风气，而且这些年光往外随礼了，真觉得亏得慌。企业效益一直不太景气，收入也低，要是有钱，咋也不能给孩子买个使用面积不到40米、已经20多年的二手房当新房。至于是否想过可能被人举报，他说，也担心遇到麻烦，但总觉得不至于那么倒霉吧。”

有分析人士指出，风俗上的从众心理、纪律下的侥幸心理，是某些党员干部触碰“红线”的根本原因。违纪的党员干部大多没有意识到中央整治党风、政风以及民风的坚定决心，认为抓作风不过是“一阵风”，甚至认为法不责众、罪不及己，因此，没把纪律规定放在心上。

（说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的大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也隐去了部分地名。）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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