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纲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党代表13人，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派出的代表包惠僧。此外还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由于在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而忙于自己的工作，未能前去参加。
会议由张国焘担任主席。会议期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张国焘以主席的身份加入到这个起草小组当中，据一大代表们回忆，其他组员还有李汉俊、刘仁静等人。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7月30日晚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因此最后一天的会议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顺利通过。但是由于会议一路辗转，很多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其中包括这部纲领的中文原件。
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在档案中发现了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60年代，美国学者发现了陈公博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附件中有英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两个版本的党纲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稍有出入。有趣的是，在总共为15条的党纲中，两个版本都缺少第11条，甚至连序号都没有。缺少的第11条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最大的未解之谜。有学者专门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条的内容最有可能是有关党的宣传工作的，由于当时党所处的环境比较特殊，所以这一条不便于公开。
党的一大没有产生党章，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明确了党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所以难免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
党的二大党章
党的一大召开后，各地方组织不断扩大，工人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同时，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国内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加剧。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12人，会议代表是由陈独秀和张国焘指定的。毛泽东应该是会议代表，但他并没有参加二大，原因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也联系不上其他代表，所以没有出席。不仅毛泽东，其他一些出席一大的代表也同样缺席二大，其中有人是因为忙于工人运动，有人是因为脱党。
党的二大受苏联影响较多。 1922年5月，中共出席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相关决议，以及劳动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直接影响了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目标与方法的认识。党的二大会议期间，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决议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意识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将革命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阶段。
党的二大正式宣布加入共产国际，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年幼的共产党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二大通过的党章，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了苏共八大的党章。一位美国学者在比较中共二大党章与苏共八大党章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者确实存在诸多一致的地方，但是“熟悉俄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个起草者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章程，而把我所不了解的中国党的特殊情况(或许是历史上的情况)考虑在内了。”在移植苏共党章的同时，二大党章也体现出了中共自己的特色，例如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入党手续，以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命令”的纪律原则。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这部党章在我党党章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通常所说二大党章是个略称，它包含着《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两个文件融于一体，前者是后者的总则和前提，后者为前者的延伸与具体化。《组织章程决议案》首次明确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提出了党在建设过程中的组织原则。而《中国共产党章程》则是从根本原则到具体制度的完整化。值得注意的是，二大党章并没有党纲，开门见山便是第一章“党员”。不难想到，这也是沿用了苏共的党章模式。由于二大党章在内容和结构上比一大纲领更加科学化，二大党章一直作为党章的“蓝本”（直到1927年初党的五大前夕）。二大党章对于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严格党的组织纪律具有深远影响，以二大党章的诞生为标志，党内法规建设已经有序开展起来。
党的三大党章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为湘区党组织代表，也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共同出席的唯一一次党代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但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
大会通过了瞿秋白起草、陈独秀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这是党章发展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党纲草案》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重申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最终目的。同时《党纲草案》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没有明确提出和解决农民问题。该《党纲草案》在1924年6月由中共代表提交给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是未能通过。近来有研究指出其原因，在于党的三大以后形势快速发展，《纲领草案》已经不合时宜了。1923年下半年，为推进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代表团一起起草了关于国民党纲领的决议。在国共党内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党纲也就是中共党纲。因此《党纲草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也未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其进行修改。
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全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是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修正党章。这次修改党章力度较小，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开始合作的初期，复杂的形势之下，没有条件对党章做全面改动。党的三大把修改党章的重点放在了严格入党手续和发挥地方委员会的作用等方面。比如过去只是一名党员介绍，三大党章则修改为必须由两名党员介绍，而且两名介绍人必须具有半年以上的党龄。此外对党员的候补期也做了规定，根据党员的身份，候补期的时间长短不一。对于劳动者入党的党员，候补期是三个月，而非劳动者的候补期是六个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考虑到当时党还处于地下状态，做党员是很冒风险的事，甚至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因此如果加入到党内来以后，他不想继续当党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党章修改的时候明确增加了“党员自请出党”的一个规定，就相当于现在党员自愿退党的规定。制定这些规定，也是由于这次大会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可避免会使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严格入党手续，会防止投机分子入党，这样便保证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党组织的纯洁和坚固。
党的四大党章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关于党的四大的会址，根据不同当事人的不同回忆，多少有些出入。但应该是一幢石库门房子，会场被布置成了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和讲台，也有课桌和椅子，而且每人有本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出席党的四大的会议代表共20人，代表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重要人员中，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都未能出席。李大钊和张国焘由于孙中山正卧病北京，为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正与段祺瑞政权斗争，不便离开。毛泽东是因为在大会举行前一个月，由上海回湖南韶山养病，也未能出席。
大会针对中国革命的新形势，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议决案》充分体现了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特别提出要在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团体中建立党团的主张。根据这一《议决案》我党对党章进行了第二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这部党章与三大通过的党章相比，并无根本性变化，但也有些进步。四大党章紧紧跟随《议决案》的精神，体现了对党组织地位与作用的重视，以及对党员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同样反映出在国共合作复杂的环境之中，党对自身建设与时俱进的探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四大之后对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称呼改叫党的总书记，党的总书记名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党的五大党章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昌举行。出席大会的有80多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除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外，还有国民党代表团。国民党代表团的加入和会场内悬挂的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党旗，成为党的五大的一个特色。
党的五大召开在一个非常时刻，当时的背景主要是由于五大之前我们党处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时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另一种就是瞿秋白所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这使我们党员的数量、革命队伍受到重创。于是，这次大会需要迫切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以便适应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由于时间紧迫，这次大会没有来得及通过新的党章，但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中国问题议决案》中的内容，只是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党的五大召开之际，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进一步扩展，党员人数急剧增加，从四大的不到一千人，发展到五万多人。党员的激增需要党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实现强有力的领导。
大会结束后，党于6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根据《议决案》的精神及党当前面临的任务，我党第三次修改了党章，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部不是由党代会上制定、修改和通过的党章，但是由于其产生于五大之后，所以习惯称其为五大党章。
五大党章较四大党章改动较大，这部修正章程由四大的6章31条，改为12章85条，条目之多在党的历史上堪称之最。相对于三大党章和四大党章的局部修改，五大对党章的修改是建党以来一次全面性的修改，在中共党章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党章参考苏共十四大党章，总结自身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适应了国内革命斗争的新情况和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党章内容的基本范围和框架结构，为后来的党章内容和结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党的六大党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但会后，党内出现“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党的六大就召开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陈独秀、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重要革命骨干没有参加。党的六大选择在莫斯科召开，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环境险恶，没有适合开会的地点，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党急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
由于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所以六大代表们经历了曲折而艰辛的旅程。代表们大部分于1928年4月下旬到5月中上旬开始启程，为了安全到达莫斯科，他们大多数在上海集合，然后由中央安排，乘船去大连或者海参崴。到海参崴的代表直接进入苏联境内，而到大连的代表要先到哈尔滨，重新编组，从满洲里或绥芬河进入苏联。从哈尔滨去往苏联的代表有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等40位之多。中央在哈尔滨设立的接头地点是中央大街上一个卖旧衣服的商店，而接头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由瞿秋白妻子杨之华安排食宿。就这样，六大代表们装扮成不同身份，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莫斯科。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党唯一一部在国外制定的党章。由于党的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所以这部党章带有明显的苏共党章的印记。六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支部，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决议，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共产国际干预我党内部事务提供了依据。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六大党章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照搬了共产国际的经验。由于这部党章诞生于特殊时间和地点，所以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刘少奇曾经认为六大党章有许多部分不适用。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召开，该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当时，六大党章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适用，而新的党章又不能及时制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古田会议决议》发挥了临时党章的作用。该决议根据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同红军中党的建设相结合，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党建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比党的六大党章更加贴近中国革命的实际，更加进步，是党章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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