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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至十一大党章:在曲折与徘徊中行进

2014年07月23日17:3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的九大党章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党的九大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各地党组织没有恢复,许多参加大会的代表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是由“革委会”与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的。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九大是党在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成为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阵地,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会前,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而陈伯达的背后有林彪集团,张春桥、姚文元的背后是江青集团,两个集团都试图通过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来取得更大的权力。陈伯达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组织人员写稿,并不断与林彪交流。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收集资料,开始写稿。由于在起草过程中,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分歧较大并逐渐公开化,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牵头,联合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这个版本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基本满意,又亲自对其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

修改党章是九大一个重要的议程,在九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认为“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关于是否将林彪写入党章,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决定“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写进去吧”。九大党章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严重违反了宪法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这种做法使林彪的地位固定化和合法化,为林彪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

九大党章充满着极“左”色彩,很多内容都存在严重错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九大党章修改了党的性质,表述非常不科学。九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组织”。其中重新再提“无产阶级”,无疑是认识上的倒退。与八大党章不同,九大党章重新写入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却是错误的。九大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质。

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九大党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了党章,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错误的定性,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九大党章另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标志是取消了党员的权利,使得党员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党员应该享有党内民主权利的剥夺。而取消党员预备期,使得一些造反派起家的人混入党内。党的九大对党章内容肆意改动,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制度。

党的十大党章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249人。与九大的拖延不同,由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党的十大提前召开。这次大会准备的比较匆忙,各项工作都没做到完善,特别是对于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而江青集团仍在掌握着党的组织和宣传大权。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次大会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却继续“左”倾错误路线,把批判林彪“极右实质”作为主要任务。这次大会并没有因为林彪集团的垮台而终结“文化大革命”,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左”倾错误,使江青集团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从而使“文化大革命”又延长了数年之久,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会上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此时王洪文在党内地位逐渐提升,特别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召开后,王洪文的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报告中提出,相比九大党章,十大党章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强调全党要重视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时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进一步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28日,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十大党章是在非常时期内的一次非正常修改,修改小组的主要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十大党章在总体上延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没有做出根本性修改,某些方面的错误还有所发展。虽然十大党章把九大党章总纲中颂扬林彪的一段话和一些明显带有林彪痕迹的语言删去了,但“左”倾错误仍在继续。王洪文认为十大党章和九大党章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十大党章的非科学性。十大党章特别提出“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十大党章还把“批判修正主义”作为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首要任务,加剧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关系的紧张和混乱。

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

党的十一大党章

1976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企图掌握中央领导权,但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识破“四人帮”的阴谋,将其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提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0人。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气氛十分热烈。这次大会宣告了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了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大会依然受“左”倾错误的干扰,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为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报告坚持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8月13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8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一大党章对十大党章做了不少修改,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在内容上恢复了八大党章中一些正确的部分。党章还以整段篇幅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特权,此外,还恢复了党员预备期制度。这都是十一大党章进步的地方。

但十一大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根本否定九大和十大党章,仍旧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针,沿用九大、十大党章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肯定“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继续使用特定含义的“五十字建党大纲”来概括党的性质和建党目标。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影响,用了大量篇幅突出强调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在徘徊中前进的党章,实现了从“文化大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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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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