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引咎辞职

有些人的错误已经远远超出引咎辞职的规定范围，如果自己不主动辞职，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完全可以责令其辞职。这样处理，不仅是一种责罚，也是一种爱护，更是给当事人“留面子”。即便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很少见到引咎辞职的事情。

引咎辞职，是不才二十年前在《南方周末》开设专栏时写过的话题。如今旧话重提，是缘于韩国总理郑烘原就“岁月”号沉没而辞职的消息。

看了这条消息，我的心情很复杂。说心里话，一艘客轮沉没，那么多年轻的生命陨落，确是巨大的悲剧。初期救援应对不利，涉及诸多方面和部门，直接责任并不在总理。但如此巨大的悲剧酿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期以来多个相关部门疏于管理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理负全责也不为过。郑烘原的辞职，正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负责和谢罪的精神。

我在感慨的同时，对郑烘原所代表的韩国官场健康的耻感文化多少有一点敬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虽然早就有引咎辞职的明文规定，但少有引咎辞职的实际行动。很多重大责任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只见当事者被依据党纪政纪免除党政职务、移送司法机关，却少见他们自己引咎辞职。老百姓对此有很不客气的说法，叫作“死皮赖脸、不知羞耻”。

我们似乎缺乏引咎辞职的传统，有关规定执行的也不能说非常坚决。有些人的错误已经远远超出引咎辞职的规定范围，如果自己不主动辞职，上级完全可以责令其辞职。这样处理，不仅是一种责罚，也是一种爱护，更是给当事人“留面子”。即便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很少见到引咎辞职的事情。

为什么？是因为当事人认为自己无“咎”可引吗？是上级部门觉得该同志所犯错误还不到应该辞职的地步吗？

在我看来，首先是死不认错心理作怪。他们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造成了一定后果，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引咎辞职、以谢公众的地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耻感界限很低，心理承受能力却很强。有个贪官就曾大言不惭地说过：“不就是死几个人吗？这么大的工程出几条人命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不认为自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更不认为应该引咎辞职。在群众看来，犯下如此大错，早该卷铺盖滚蛋，怎还好意思赖在位置上不下来？

二是功过抵消心理作怪。有些人倒是不回避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善于拿出运用纯熟的“辩证法”为自己辩解。说什么这件事情确实没有处理好，但纵观本人全部历史，还做过若干大事好事，曾经受到领导同志肯定和群众称赞。不能因为一时疏忽，否定一生成绩，更不能一棍子打死一个好人。表面看来，此种说法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把有限的道理无限滥用，成为为错误辩解的“戏法”、开脱罪责的“宝葫芦”。

三是推脱心理作怪。有些人特别善于在犯错误时强调决策的民主程序，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说来说去，其实无非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认为这项决策是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那项决议是主要领导拍板做出的，自己不过是集体中的一员，是班长领导下的一份子。要说负责，就该集体负责；要说辞职，先要掰扯一下应该谁先辞职。

四是诡辩心理作怪。号称“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听起来敢做敢当，挺有志气，或许也不无几许真诚。但不知他是否想过，那个摊子、那项工程难道是他们家的试验田，可以由着他反复试验，不断拿纳税人的钱去“交学费”？这份“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豪迈，在百姓眼中，更像是厚着脸皮硬赖在位置上不下来的诡辩。

要使中国的官场更加风清气正，要使所有官员都能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严格约束自己，明是非，知荣辱，有关部门就必须降低引咎辞职的门槛，责令那些脸皮太厚的腐败分子、无能官员必须从位置上下来。久而久之，或许能形成一种更加健康的官场耻感文化。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著名杂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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