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多数人经历的那样，我的文学启蒙最早是从家庭开始的，主要是听奶奶和母亲讲故事。”坐在军艺文学系主任的办公室里，徐贵祥燃起一支烟，品一杯香茗，看袅袅的烟雾，那些金戈铁马、烽烟四起的峥嵘岁月似乎飘忽眼前。
上过战场，带过兵，关于徐贵祥的“成名”历程，网上有很多传述；文字既有家国情怀，也有闲情逸致，让人不禁好奇，这个外表粗犷、行事不拘小节、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战斗功臣，缘何能成为一位高产作家；这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又如何在时隔24年之后重回军艺，擎起文学系这面大旗。
童话照亮作家梦
徐贵祥的老家洪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街上常有不少怀才不遇的人，尽管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竟还能眉飞色舞地口若悬河，谈古论今。
“毋庸置疑，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的确耽误了很多人才，而我却成了那个年代的受益者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两个，一是那个年代考试马虎，连上课都马虎，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性情懒散的人来说，无疑正中下怀。二是在那个年代里，我因祸得福读了不少书。”徐贵祥说，在洪集街上有不少小商小贩都是“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文革”中造反派从他们的家里把作为“四旧”的书籍搜缴来很多，然后都堆放在公社大院的一个土楼子上。
这一天，人小鬼大的徐贵祥和“公社小孩战斗队”几个七八岁的孩子逃学回来，翻墙爬屋悄悄潜进公社大院，唯一目的就是“盗书”。徐贵祥说，当年抢回的那些连环画和小说名著，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成了我们这些小伙伴的宝贝，吃饭上厕所都手不释卷，如醉如痴，看了一遍不过瘾，还要三遍四遍地反复看。谈起往事，徐贵祥颇为陶醉，“现在很少再有那样的好书，让我回味无穷了。”也正如他所说，当年，他能把许多故事倒背如流，印象最深的有《安徒生童话》、《蒙古民间童话故事集》、《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我小时候对童话情有独钟，那本《蒙古民间童话故事集》里有很多惩恶扬善的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也产生了很多幻想。多年后我还十分怀念这本小书，记得那是用铅灰色草纸印刷的，有插图，工艺粗劣但内容丰富。”说起这些，徐贵祥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上初中后，徐贵祥发现一个让人欣喜的事实：写作，可以让大家认识自己。鲁迅、茅盾、巴金……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少年徐贵祥心里掀起不小的波澜。于是，他便努力用功写作文。终于，他的文字用蜡版印刷在学校内部刊物上。但是，将名字印成铅字的愿望还遥不可及。为此，他甚至有过这样疯狂的想法：实在没办法，犯点小错误也行啊，“布告”印刷张贴出来，起码方圆几百里都认识我了。
那时的徐贵祥喜欢看小说，以战争文学作品居多。“对于英雄的认知，最初都是从文学作品里来的。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些书不知道让我流了多少眼泪，做了多少梦。在梦里，我经常是主人公的战友，智勇双全，飞檐走壁。有些梦中，我干脆就是他们本人，是肖飞、贾正、史更新。”无疑，童年的阅读经历，为徐贵祥此后从事军事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情感和方向上的基础。“我从爱书到写书，归根到底，还是早期的阅读催生了文学的种子。”
那时徐贵祥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兵，一个是当作家。后来他果真当了兵，更为难得的是，作家梦也在部队重新点燃，并照亮了人生。
“成名有很大偶然性。二十来岁时，我有了明确的目标，可方向不明确。我不知道做什么事才能达到我的目的。”徐贵祥告诉记者，1978年，他离开安徽参军到河南。1984年，他随部队奔赴中越边境前线，参加了中国收复老山、者阴山的战斗。在那里，徐贵祥深切体会了情感与战争，亲身感受了生与死，这段经历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也正是从那时起，徐贵祥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我知道，在部队成名只有两条路。一、带兵打仗。二、写作。”在部队，徐贵祥第一次来到前线，写了许多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是他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刊登在军区内部一本小册子上。随即，他又写了一系列报道，发表在《解放军报》、《广西日报》等多家报纸上。
至于写小说，按照徐贵祥的说法，1982年他到炮校学习时便开始写小说。主题都是围绕战争与爱情，情节无非是个人奋斗成才，进而获得爱情。但接下来的三年，让徐贵祥感受到的却是“文学道路上最黑暗的时刻”。他自嘲那几年可称得上是一个高产作家，一部部小说整整齐齐包扎好，像一块块敲门砖飞向了北京、上海、广州。然而却只有《飞天》杂志在“新芽”栏目发表了他的一部短篇。其他，则如泥流入海杳无音讯。
“那时如果比退稿，我肯定赢。”徐贵祥笑着调侃自己，在他看来写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需要一颗坚强的心。
踌躇满志走进作家摇篮
1989年徐贵祥考入了被誉为“军旅作家摇篮”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这个地方，至今已培养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麦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朱向前、阎连科、邢军纪等一大批优秀作家、评论家。
“第一次走进中关村南大街18号院，是1989年初秋，那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到北京，并拉开架势准备长期驻扎。”徐贵祥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届学员，那一届，连同武警和地方委培学员，共有38名。“那时的同学层次都比较高，相比之下我在文学上毫无建树，而同学中那时候就有一些作家。”
“当年，这个院子和那个时代一样，简朴，天真，文学也像朝霞一样映照着大地。”这些来自部队基层的文学青年，踌躇满志，壮怀激烈，如梦方醒地阅读，两眼放光地写作，在文学的道路上扶老携幼跋涉了两年。然后，又从这里出发，回到老营盘，回到训练场。
徐贵祥回忆，在军艺的学习为他的创作打开了一扇窗。他至今记得，文学系第二任主任王愿坚在阶梯教室给大家讲的第一课，是短篇小说创作：他比喻写小说好比削铅笔，要想笔芯长，就得把外面的木头削短。这句话看似平淡，意思是说要想突出主干，就必须砍掉枝杈，其实还有一层深意，就是去伪存真，要写出灵魂深处的东西。徐贵祥后来给学生讲短篇小说创作，也常常讲“长与短的辩证法”，还发明了一个“结构核”，从已逝老主任的作品里解析出用于结构的核心人物或核心事件，使“结构”这个抽象的概念，变得直观形象。
徐贵祥至今仍记得，当年在文学系就读的时候，阶梯教室里似乎永远都有激烈的争论，夜深人静的时候，宿舍101到113，多数灯火通明。半夜里从楼道里走过，常常听到里面有笔尖戳在稿纸上的声音，哒哒哒犹如奔驰的马蹄。“因为我们是业余的，是从部队基层来的，也因为我们老大不小了，所以求知欲旺盛，有紧迫感，学习激情和创作激情始终都在燃烧着我们。”徐贵祥回忆说。也许，那一代人苦思冥想挑灯夜战的身影已经映在阶梯教室和宿舍的记忆深处了；也许，今天，当你走进那些房间，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火热的气息。
“很多人在这里做过梦，很多人又带着梦想离开了这里，活跃在中国军内外文坛。”军艺的培养在徐贵祥的创作和人生中都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写到谁我就是谁
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中国军事文学出现两种景观：一是站在新历史观、新文学观、新价值观看战争历史；一是回眸历史，放眼未来。徐贵祥的代表作《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属于前者，另两部作品《仰角》、《明天战争》属于后者。他的前两部作品被称为“新历史文学”，在这两部作品里他试图接近历史的真实，接近几十年前战争中人的真实状态，塑造真实可信的英雄形象。
徐贵祥过去常用三句话来讲军旅文学的难写：过去式的没有写好，现在式的不好写，未来式的写不好。他认为要求军旅文学快速地做出反应，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可取。
徐贵祥自己亲历过战争，曾参加过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过两次三等功，并长期在部队基层工作，带过兵。他还替一位将军整理过回忆录，采访过100多位将军和老干部，听这些老将军描述真实的战争经历，使他对战争有了更真切的感受。《历史的天空》一书让徐贵祥大红大紫，由该书改编的3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一套黄金档播出后，不仅拥有很高的收视率，而且还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普遍好评，认为这是近年来最好的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之一。《历史的天空》电视剧播出后，一位80多岁的老战士拉着他的手，笑着告诉他：“说了怕你们不信，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电视里演的一个熊样。”
在徐贵祥的多数作品里，都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比如《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高地》中的兰泽光、《马上天下》中的陈秋石。徐贵祥笔下的英雄有其独到之处，多为“瑕疵英雄”。谈及他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感悟，他坦言“是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熟悉的兄弟，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写到谁我就是谁！”徐贵祥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梁大牙”这个形象，包含了他对男人的一些理想。徐贵祥说：“我是军队作家，是男性作家，我认为英雄就是有强烈的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家庭都要承担起责任的人。梁大牙这个人物是中国战争文学作品人物中的另类，他不是那种高大全的英雄。可能这样的人物会让人觉得不能接受，但是这是战争文学中的另类，而绝不是真实的战争生活中的另类，这个人的命运反差特别大，他从社会最底层走向高层，从人格的最底层走向高尚，这是巨大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吸引了读者。”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历史的天空》之前也曾遭遇过两次退稿，后来才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此，徐贵祥说：“被退稿的作品不一定是差的，有些优秀的作品有独创性，超出了编辑的想象，也有可能被退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文学这条艰辛路上矢志不渝一路前行的徐贵祥，也终于迎来了自己收获的季节：《昆仑》、《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还连续三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重归“故里”亦曾“忐忑”
2013年年初，离开军艺24年的徐贵祥重归“故里”，带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文学系。“我说忐忑，并非矫情。时过境迁，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学校还是那个学校，但老师和学生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它让我感到亲切却又陌生。”徐贵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校转型，招收本科学员，成了一所学历教育的大学，教师队伍中，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多了起来，师生的文化程度猛地往上窜了一大截，像我这样土生土长、只有成人教育学历的人，来到这个环境里，当真有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
但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2013年3月，全军和武警部队中青年作家、评论家研修班开班。31名学员中，至少有一半和徐贵祥认识，不认识的也彼此有耳闻，都是近几年活跃在军内外文坛的作家和评论家，多数是业余的基层干部、机关干部、学者教员、医生护士、工程师技术员……从身份看，琳琅满目五花八门。
“这太像当年的我们了。”徐贵祥说，“我在开班仪式上真诚致辞，希望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文学系初创时期那种肝胆相照、取长补短、热烈探讨、激烈争论、良性竞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我们甚至期待，当年的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的学风将弥漫在我们这支文学部队的上空，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注入新鲜的文化活力。”
随着这支队伍的到来，徐贵祥渐渐找到了感觉，找回了自信，找回了24年前的激情。他和学员们称兄道弟，亦师亦友，高谈阔论，吹牛聊天。酒逢知己没完没了，话不投机吹胡子瞪眼。学员中有很多人亲切地喊徐贵祥“老大”。
跟他们在一起，徐贵祥感到像个掉队的红军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更重要的是，也正是通过他们，他开始摸索学历教育和能力教育相结合的路径。
开创一片历史的天空
在徐贵祥看来，战争是一个巨大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必须正视它。军旅文学应该为生活在这其中的成员提供一份赏心悦目，能够引起深思、激发情感、激励斗志的文学作品，这是军旅作家的基本责任，也是徐贵祥一直在坚守的写作伦理。
“我要运用社会力量和军内外力量一起教我的学生。”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徐贵祥用自己的资源为军艺文学系学生争取了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八一电影制片厂、各大出版社、文学报刊，能想到的资源，都拿来为学生们开辟专栏、发表作品。记者采访“老大”的当天上午，他还跑了趟人民文学杂志社，“那里的编辑水平都非常高，有他们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我的学生会进步非常快。”
作为一名作家，重回母校执教使徐贵祥丧失了大量的创作时间，身兼政协委员、解放军军事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在再有大段的时间写作是不可能了。”如今占据他最多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如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部队文学作家，如何通过这个平台，为中国文学教育多做点事。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到底是干什么的？徐贵祥有着深刻的思考，军艺文学系是培养部队文学创作人才、进而培养军队作家的，建系初衷是培养军队作家，但自本世纪以来，也承担学历教育。徐贵祥内心的目标，是在完成学历教育的同时，加大文学创作教育。并将以军事文学创作作为主攻方向，将一个个苗子培养成为军队文学优秀的创作人才。“将来，我们还会加大任职教育，大力培养从部队来的基层官兵。他们深入部队，有创作源泉，我们要为他们在理论、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指导。”
徐贵祥认为军旅文学有很强的社会性，必须要有责任感，有道德意识和社会意识。尤其是小说，它的思想深度、时代穿透力，它对生活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他强调说，当前，军旅文学正在经历一场大的繁荣，繁荣的关键在于，就当前的文化背景而言，当下中华民族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种责任感，一种崇高感，是那种天塌下来有人扛着的阳刚气、英雄气。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太缺乏了，而军旅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所承载着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心中空虚失落了的精神需要。无论时代如何向前发展，军旅作家们都不能丧失责任感和勇气，军旅文学就是要勇于攀登思想与精神的高地。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徐贵祥除工作外，平日生活里喜欢打球、下棋。而说到下棋，他又很有兴致地向记者推荐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这里虽然没写战争，但表现的是高层次的战争状态，是两种文化的较量，双方人格的较量，是灵魂与智慧的战争。”
结束采访时，记者请徐贵祥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谈谈其对于好书的理解。“动心。一部好的作品，只有深入人心，才能流传于世。”徐贵祥说，40年前他读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至今想来，仍然为之心动。“一个小小的童话故事，你可以一遍一遍地解读，而每读一遍，你都会有新的感慨和新的判断。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受到童话的影响，也可能在很多时候都生活在童话之中，打开一本好书，就是一片明朗的天空。”（董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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