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三个对谈” 　

2013年7月中旬，习近平同志在河北调研时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由此我想到了与“两个务必”息息相关的“三个对谈”

与郭沫若的“甲申对”

“两个务必”是怎么来的？从思想缘由看，首先与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有关。1944年3月，郭沫若写了“甲申祭”文。那时，抗日战争将转入反攻，胜利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郭沫若在重庆发表该文，作为史镜。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要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两个务必”还可以说缘于1945年7月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这就是“周期律”。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问毛泽东：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中共诸君”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吗？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300多年前的甲申年，先是封建大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军灭亡。接着，造反打天下18年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坐天下仅42天，就昙花一现。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表现。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律”。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别的不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员”大搞“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竞相抢掠，“劫收”横财，充分暴露其腐败面目，结果短短三年多，政权崩溃，只得亡命台湾。

与周恩来的“赶考对”

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甲申对”和“窑洞对”时，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1948年12月，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说：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奇讲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

“两个务必”：清廉反腐的利剑

目前全党正在普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十八大讲的“四大危险”，特别是干部贪腐现象触目惊心。党面临的“四大危险”，说到底，对国家而言是长治久安的危险，对党来说就是长期执政的危险。十八大指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因此，习近平同志说，毛泽东当年讲的“赶考”还远没有考完。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四风”，是以纠正四大不正之风作为抓手，来逐步解决“四大危险”。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四大危险”，必须真正坚持用“两个务必”思想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心灵深处接受一次洗礼。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整整思想，但对查出严重问题的人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要像毛泽东在解放初处置刘青山、张子善这一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那样，来处置那些危害极大的“老虎”。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就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来说，走民主新路，坚持“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也是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魂。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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