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5日，第五届“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奖典礼在全国人民大会堂举行：超导专家赵忠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十人获此殊荣。在十位获奖者中，只有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女少将”，她就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兼皮肤科主任、博士生导师、皮肤激光美容整形中心主任、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所长杨蓉娅。
在接受采访时，面前的杨蓉娅端庄美丽，亲切健谈，并没有想象中女将军的威严。但是听了她的经历就会知道，外表柔弱的她，内心却有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她的经历坎坷丰富：用她自己的话说，“工农教学兵医”全干过：下乡插过队，在炼油厂当过工人，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过教师。成为一名军医后，她白手起家，将一个只有两间诊室、三名医生的小小科室发展成为拥有上百名医护技人员的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她带领攻关小组，在临床一线的实干中搞科研，获得了军队及地方多项医疗成果奖。
今天的她拥有诸多荣誉与光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个人荣立一、二、三等功各二次，全军一级英雄模范，“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连续四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这些荣誉无疑令人艳羡，但是却很少有人看到，这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付出。
“我是一名军人”
1988年，杨蓉娅研究生毕业，成为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医生。她也是当时北京军区引进的第一位皮肤专业硕士研究生。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美好，杨蓉娅常用“两间房，三条枪”来形容那时的情景：3名医生，其中2名还是护改医，两间小诊室，没有病房，一台单筒显微镜是科室唯一的“高科技”设备，看病也只能看看简单的皮炎、湿疹及癣症。搞科研，简直是无从谈起。
面对这样让人心寒的工作环境条件，曾经踌躇满志的杨蓉娅不止一次地失落过。但她很快调整了心态。 “我既然来了，就不能将时间蹉跎于抱怨和后悔”。她知道，条件不是等来或找院领导要来的，科室要想发展、要受到医院的重视，先要自己干出点成绩来。
“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要学本领！”她先是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临床一年，之后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学习皮肤病理及皮肤外科两年。
在美留学的生活十分辛苦。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倒两次地铁，七点钟就得进工作室开始跟着导师阅读病理切片，大多都要学习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离开。在导师和同学们眼中，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总是“那么勤奋，那么安静”。
杨蓉娅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的皮肤病理学会主席阿克曼教授。在来自各国众多的学生中，开始，教授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她。直到有一次，杨蓉娅在协助导师工作时，导师问她在显微 镜下看到了什么，她马上用英文报出该病理切片所显示的病种、在计算机内的诊断代码及该病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诊断等。导师惊讶地盯着她良久，高兴地说：“Doctor Yang，you are so great。（杨医生，你太了不起了）”。因为病理切片病种复杂、分类繁多，导师自己编制的这一套计算机诊断程序，不要说记住它的诊断名词及代码，能看懂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学到这套诊断技术，她白天留心观察记录，晚上用心整理和记忆。
为了支付生活费，还要勤工俭学。她去教堂做过穿珠子、编织首饰的手工活，穿到两眼发花，一双拿听诊器、做手术的手被勒出了血痕；她也在老年公寓为一名久病坐轮椅的老人当过家庭健康护理人；她还在中餐馆打过工，负责后厨外卖餐的打包，由于人手少生意忙，动作稍慢餐盒和订单就会在她面前堆成小山。一次手忙脚乱中，一大盒滚烫的鸡汤浇在了大腿上，情急中手扯衣裤，不料顺手指印起了一大片水泡，痛得钻心，她最终没舍得去医院，自己简单地处理了水泡并用纱布包扎创面。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少流泪。至今，腿上还留有这伤痛的记忆。
两年学习期满后，她的优秀给导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师再三挽留她。面对优厚的待遇和先进的工作及科研条件，杨蓉娅还是婉拒了。“当时脑海中并没有多么宏大的口号，或是什么样的豪言壮语，只是简单的一个想法：我是一名军医。”
立下军令状
当医生救死扶伤，是杨蓉娅从小的梦想。出生在大西北一个普通干部的家庭。小时候，父母身体都不好，“十年浩劫”中又被长期关押在牛棚，身体备受摧残。杨蓉娅读小学时也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曾经一度不能下床险些辍学。“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名精通医术的医生，治好自己和亲人的病痛。”1978年春天，高考恢复。当时的杨蓉娅已经在兰州炼油厂某分厂做了一年多的党办秘书。之前，她到农村插队，干过两年农活，还入了党。填写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全填写了医学院校。在大学里，热爱文学的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诗一样的语言：“像鸟儿飞进丛林、像鱼儿游进大海，翱翔在知识的殿堂。”
以每学期“三好学生”、每学年全优的成绩结束了5年的大学生活，杨蓉娅被选拔留校任教。两年后她又考入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攻读皮肤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中国老一辈皮肤病专家宁誉教授。1988年，作为北京军区皮肤病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杨蓉娅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1996年初，也就是美国留学归来的第二年，原来隶属于医院门诊部的皮肤病专业独立建科，杨蓉娅被任命为皮肤科主任，也是当时医院里最年轻的科主任。
当时的科室工作环境及科研条件依然很简陋，人手也少，杨蓉娅就带领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发现新病种，解决疑难病，立足临床搞科研。
2000年4月，一对辗转求医9年的父母，带着19岁的女儿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女孩全身皮肤严重溃烂，高烧不退，生命垂危。通过皮损组织病理及真菌培养，发现一种形状怪异的病原菌，她们以往从未见过，资料上也找不到答案。十万火急，她迅速组织科室人员成立救治科研小组，一方面联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日本千叶大学等权威机构做菌种鉴定，另一方面组织院内和院外的大会诊。最终菌种被鉴定为“毛孢子菌属”中的“阿萨希毛孢子菌”，属于国际罕见、国内首见的新菌种。当时的医学资料显示，由该菌所引起的“播散性毛孢子菌病”在国外仅有数例报道，而无一例救治成功。
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和职业敏感性，杨蓉娅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去趟一趟这条艰辛的路。她说，每收下一个疑难病患者，就是立下了一份军令状，不管结果如何，都要竭尽全力，永不放弃。经过夜以继日的观察研究，杨蓉娅和同事们大胆尝试，选择了一种作用强大的抗真菌新药来控制患者病情。经过7个月的精心救治，奇迹出现了，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不久后康复出院了！
当代表不只是鼓鼓掌
军人和医生的双重角色外，她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先后担任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但在她的心里，作为人大代表实际上并不轻松。
杨蓉娅把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归结于两点：一是主动积极而且有准备地参政议政。她是要提交议案的，而不是在大会召开期间，只是举举手，鼓鼓掌。二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民情民意。
每份议案的背后都凝聚着心血。她设计调查问卷，广泛听取意见；她下基层，走访驻地医院、野战医院、卫生所、干休所、人武部及基层连队，这些年来她行程8万多公里。有一次，她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大雪严寒，4天时间里跑了10多个基层医疗单位（点），有3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而且还发着高烧。
看到自己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有了结果，特别是一些建议案中提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是她最快慰的事。比如，近些年来，部队官兵精神病患者的发病率有所增高，一些不能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又常年积压在部队，逐渐成为影响和制约部队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难点”。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杨蓉娅提出了《关于尽快为军队精神病患者评残的建议》，呼吁军队与地方尽快接轨。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她再次提出这个建议后，引起了解放军总部和国家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组成了专门调研组，就此问题进行了联合调研，最终有关部门同意将部队精神病列入评残范围，计划由国家财政和军队共同提供经费补助，将重症精神病员移交地方民政部门所属精神病院集中安置。到了十届人大，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此外，她还提交过《应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法”》、《关于制定“医疗急救法”的建议》等多项议案和建议，涉及到十几个领域。
有人用“雕刻完美”来形容杨蓉娅。但是，她却常说自己“不合格”。对于家人，她始终心怀愧疚。女儿刚出生不久她就出国留学，回国后，孩子根本不认识妈妈。上幼儿园期间，由于工作太忙，孩子在幼儿园一住就是一个月。一个夏天的周末，杨蓉娅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当看到孩子身上布满了蚊虫叮咬后的大包小包，那一刻，她的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
“小车不倒只管推”，杨蓉娅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仿佛是性格决定了你一生的事业之路，一路前行，停不下来。”或许是天生不会“偷懒”的性格让她不断透支着健康，2009年，杨蓉娅因患肿瘤而大病一场。她说，这次生病或许是一次命运的安排，让自己稍稍放慢些步子、歇一歇脚。然而手术后不久，身体刚刚恢复，她还是依然如故的忙碌着。
对话杨蓉娅
《中华儿女》：对于“女将军”这个词，人们总会特别关注，对这个身份您感到有压力吗？
杨蓉娅：有一些。比如我下基层调研，基层官兵们会问，怎么这么年轻就是少将了？她是医生，看病怎么也能看成将军了？很多人会感到好奇，我是个技术干部，又是一名女性，当你取得成绩时，不少人会拔高了尺度看你，无论你付出多少，似乎都是应该的，能没有压力吗？
《中华儿女》：那么这个身份对您的爱人来说会是压力吗？
杨蓉娅：还好。刚结婚的时候，我经常加班，有时候整夜整夜的在办公室做实验写论文。开始他也不理解，有时守候在办公室外，回家后总跟我吵架：“哪有你这样干工作的，不要命了”？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麻木了。也许他更多是自豪吧。
《中华儿女》：对于这样长期紧张、高压力的工作，您会觉得自己牺牲了太多吗？
杨蓉娅：是的，有时候感到压力太大，特别是面对诸多困难或障碍的时候，也会想，我当这个副院长干什么呢？有的时候也开玩笑说：我很希望自己下辈子一定不要当医生，当个家庭主妇就好了，逛街、购物、痛快地刷卡，甚至能环游世界。（笑）
《中华儿女》：可能是因为您这一生太辛苦劳累了，所以很向往“停下来”的感觉。那么对于家人，您觉得有愧疚吗？
杨蓉娅：我常说我不是个好妻子，不是个好母亲，也不是个好女儿。孩子11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出国了，回来的时候女儿四岁了。在国外的时候想，回来以后一定要多陪孩子玩，每个星期都带她去公园。但回国后始终也做不到。女儿从小到大没有感受到太多母亲的关爱，在她眼里，妈妈就是个“疯子”。有人问她长大以后干什么，她的回答是，我除了不当医生，干什么都行。最大的愧疚还是对父母，一直忙事业，感觉似乎一瞬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给父亲尽孝，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也是一身的病。我总把她接到身边住，为了方便照顾，但是她看到你一天到晚忙，老是半夜三更才回家，既心疼又生气，有时半夜坐在床边流泪。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闹着要回去。真要是送她到火车站，她又总是泪汪汪的，不停地嘱咐我，你这样等于自杀知道吗？一定要注意身体……所以说对于家庭，我一直心怀愧疚，也很纠结。
《中华儿女》：您获得过很多的荣誉和奖项，这些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蓉娅：荣誉真的只能说明过去。在工作中，要忘掉这些，放下架子，融入大家。其实无论你付出多少，这些荣誉和光环，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闲言碎语或负面的东西，让你感到痛楚和难过。曾经我院有一位老护士，临退休时对我说，“杨大夫，我心里不服气，你看你要什么有什么：博士学历、科室主任、副院长，留过学，又是英模，又是人大代表，怎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呢？我工作时是个护士，到退休了也还是护士。”所以说，每个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往往只看到你身上的光环，你背后的付出和辛苦很多人是看不到的。我也有过困惑，但是还是告诉自己要摆正心态，用平和的心去面对这些。
《中华儿女》：您的梦想是什么？
杨蓉娅：作为一个医生，我有自己的梦，我认定了我是一个军医，当一个有价值的、百姓认可的好医生，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当然换一个角度，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我现在最向往的生活是，到农村去，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买块地，当个农民，每天间苗、采摘、种些萝卜蔬菜，再养一院子的花。我常常想，我这一辈子太拼搏了，一生就像个战场，后面一直有追兵在追你，停不下来。退休了以后应该会是另外一种滋味，好好安排一下我的家庭生活，不要再那么曲折，那么辛苦，那么大的压力，让母亲不要再为我流泪，做一个贤妻良母，换一种活法。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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