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一吹二压三许愿”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典范。1959年上半年，他连续撰写了六封《党内通信》，其中第五封是与“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商量农村工作的。毛泽东在这封《党内通信》中，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毛泽东指出：“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毛泽东要求讲真话，同时指出许多假话是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的结果。

重温毛泽东当年对高指标、瞎指挥、讲假话、浮夸风的批评，对于领导干部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剖析并克服自身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些领导干部在对照检查、查摆问题时，认为自己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地讲了假话，却很少深挖讲假话的客观原因和思想根源，特别是不愿或不敢触及那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背后隐藏的上级机关瞎指挥、高指标的问题。实际上，一些地方之所以“鬼城”连片、“空城”无人、“瓷城”少商，既有地方盲目冒进的问题，更有上级贪大求全、违背规律的问题。这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折射出上级机关政绩观的导向偏差。上级要政绩，必然要自“吹”，结果必然是向下“压”速度、“压”指标、“压”收入。上“吹”下“压”之间，讲假话、瞎指挥也就孕育而生。其实，基层的大多数同志对本地的自然禀赋、发展潜能、人文优势还是了然于胸，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指标等看得很清楚、理得有条理，只是在上“压”之下，不得不脱离实际地上项目、铺摊子。上“压”下，便“压”出了假话，“压”出了形式主义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下再“压”下，同样“压”出了假话，“压”出了不合实际、违背规律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如此循环，一级压一级，假话像链条一样从上联到下，瞎指挥也如病毒般一级传染一级。久而久之，假话渐成风气，真话却成了怪物。

讲假话和乱指挥上行下效，另一原因就是上级对下级的封官许愿。如果不能加官晋爵，谁还会发疯般吹大牛、吹数字？可以说，假话出官、数字出官、假政绩出官，正是“一吹二压三许愿”的必然恶果。

反对说假话和乱指挥，上级要以身作则，下级更要有抵制的勇气和骨头。毛泽东告诫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现实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客观规律，量力而行，绝不是头脑发热，为了政绩而对环境资源的竭泽而渔。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领导干部“照镜子”和“正衣冠”，要照一照自己有没有“吹”的影子和“压”的行为，要正一正自己有没有胡乱挥舞“许愿”的指挥棒。

中央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国情。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不发热、不发狂。只有这样，才能不“吹”、不“压”、不“许愿”。毛泽东撰写《党内通信》时，其威望如日中天，但他在信中没有颐指气使的口吻，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训示，有的只是实事求是的冷静。他对粮食增产、农作物密植、播种面积、机械化等问题的论述和看法，无论是用词还是语气，都是那样恳切和真诚。他在信中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就是毛泽东的谦逊和冷静，这就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反对“一吹二压三许愿”的原因所在。今天，领导干部仍需要认真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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