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武是兵家的代表，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反映了传统军事学术的最高成就。

从1936年到1938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军事、哲学著作，对孙子“知彼知己”战争指导原则多次阐述，将其提升为形成正确军事战略的重要思想方法。他从战可知，胜可为；忌主观，求全面；重学习，讲使用等方面，对具有朴素唯物精神的“知彼知己”原则进行批判吸纳，发展到军事辩证法的高度，使其具有战略思维、战略建构的方法论意义。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讲演，强调“知彼知己”对认识战争现象的重要，他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以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孙武反对有神论，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去推测预断战争的凶吉胜负，明确提出“胜可知”的思想。他的“知”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基础之上的，他反对战争的神旨天意说和不可知论，把战争作为认识的对象，认为战争是可以认识的，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把握的。他还强调“先知”，就是要知而后战，战而有知。毛泽东和孙子都没有把战争当成不可知的“神物”，认为战争现象、战争双方都是客观实在，因此是可知可识的。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视为对战争规律的把握，称之为“孙子的规律”和“科学的真理”。这就坚持了战争认识和战略建构上的唯物论。战争是敌我双方的暴力对抗，研究战争，建构战略，必须着眼全面，熟知彼此，否则就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错误。

在战争史上，有的人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或专凭热情，或专靠书本，或唯上是从，去指导战争与指挥作战，因而难免碰壁，难免失败。据当年在抗大参谋训练队学习的学员回忆，毛泽东在参训队讲军事辩证法时，为了通俗地解释“知彼知己”的“孙子战略”，给学员们列举了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这个典型战例。毛泽东说：

“赵王在长平之战中，从企图占据上党郡的主观愿望出发，不重视敌我力量的对比，轻率地决定对秦国采取战略进攻的方针。当赵军统帅廉颇在长平之战初期，经两次进攻受挫后，认为进攻力量不够，乃果断地采取战略防御。他敢于按照实际情况改变战法，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而赵王急于打败秦军，又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换坚持战略防御的廉颇，任命只知空谈兵法的赵括。赵括既过低估计秦军的力量，又过高估计赵军的力量，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轻举妄动地向秦军展开了战略决战，结果被秦军包围，最后全军覆没，使赵国处于濒临灭亡的危险境地。”

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知彼知己”的廉颇与“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赵括，正反比较，两相对照，发人深省。

毛泽东重视调研是很有名的。在战争指导上，受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略思想的影响，他十分重视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调查研究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的重要方法是调查研究。在战争中，要想取得胜利，要调查自己一方，还要调查敌人一方，然后才能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通过调查研究达到知彼知己，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事物、认识战争现象的可靠方法。在古代是这样，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也应当如此。

毛泽东自己曾经谈过这样的体会。1961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3月下旬，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起当年在作战中间调查研究找出办法的往事：“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那时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对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略原则非常重视，教育全党全军按照这个原则做事情，以期获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整个军事指挥活动体现的正是这种知彼知己的理性精神，他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以及他的军事理论体系，无不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

我们来看毛泽东自觉运用“知彼知己”战争指导原则确定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事例：

抗战前夕确定东征打击蒋阎军的战略。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从东北伸向了华北。与此同时，国民党中顽固派则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妄图趁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大举围剿，加以消灭。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事战略、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亲自率领，渡河东征，抗日讨逆。1936年2月20日，东征军突破黄河天险，取得晋西三捷，很快就打开了局面。3月23日，毛泽东在郭家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新的战略行动。会议决定将东征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毛泽东只带领一个特务团(只有两个连的兵力)、一部电台和总部少量参谋警卫人员，以“中路军”的名义转战于晋西一带的吕梁山区，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阎锡山部队先后出动二十几个团，紧紧追赶“中路军”。在这样近的距离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电台组的干部战士不免为毛泽东的安危担忧。毛泽东却成竹在胸。

一贯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毛泽东，一反常态敢于用几百人“欺负”阎军的数万人，是因为他利用电台熟知敌情，摸清了阎军“战斗力不强”“不经打”的“底”。

解放战争后期确定渡江战役方略。1949年5月2日，毛泽东邀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当时，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两人放谈时，柳先生说：“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笑了笑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30万军队。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

说有人民的“大力支持”，这是知己；说蒋介石只知道靠长江“天险”、靠美帝“援助”，这是知彼。毛泽东战略决策的妙计，一言以蔽之，正在这“知彼知己”上。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冷静的理性态度在战争中的重要表现，是战争科学的真理，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战胜敌人的法宝。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光辉的军事遗产，建构了克敌制胜的非凡战略，这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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