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独立创建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联奋战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以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采访了现年94周岁的抗联老战士周淑玲。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山林里，她曾经克服重重艰难，奋勇杀敌；
朱可夫元帅纪念勋章、88旅成立70周年纪念章……她曾经4次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勋章奖章，多次被我国政府授予勋章奖章，并于2010年9月，和一些老战友一起与来华访问的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座谈。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现年94周岁的抗联老战士周淑玲向记者讲述了她的革命经历。
智勇双全的“小交通员”
1919年11月11日，周淑玲出生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三道河子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1931年，随着日寇的入侵，东北人民沦入了亡国奴的生活，周淑玲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在家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1935年正月的一天，大雪纷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抗联第三军的前身）共产党员郝贵林率领一支小分队开进了三道河子村。年仅16岁的周淑玲，成为这支队伍的一名地下交通员。
1935年秋季的一天，周淑玲的三叔弄来一麻袋手榴弹和红袖标等物品，藏在周淑玲家的顶棚上。几天后，两名战士到她家来取麻袋时，一伙鬼子尾随而至，战士迅速撤离。周淑玲趁鬼子追赶两名战士的时机，赶紧爬上顶棚，找亲人一起将沉重的麻袋拖到附近的沟塘子里掩藏妥当。鬼子没追上战士，又杀回村里，将周淑玲家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他们严刑拷打周淑玲的家人，还左右开弓打她的嘴巴。“我豁出去了，就这一堆这一块，你爱咋折腾咋折腾，想要口供，那是痴心妄想！”周淑玲老人回忆说，“他们什么也没问出来，又怕回去晚了遭到伏击，就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在严酷的斗争中，周淑玲迅速成长。抗联的队伍来到她家，她就忙着烧水做饭，给伤员换药、缝洗衣服。平时，她经常挎着篮子，假装成挖野菜的样子，侦察敌情，传送情报。有一段时间，周淑玲发现每天都有20多个伪满警察押运着几十马车木材和武器去宝清县城，就报告了郝贵林。郝贵林带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以仅有一名战士轻伤的微小代价，缴枪20支，子弹上万发，大大补充了部队的战斗力。
更让周淑玲感慨的，是人民群众与抗联队伍的血肉联系。有一次，抗联的两名侦察员趁夜色摸进宝清县城，在完成侦察、联络任务后不幸被敌人发现，两名侦察员在枪林弹雨中翻过城墙，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周淑玲。由于周淑玲赶的马车跑不快，很容易被敌人追上，周淑玲就带领两名侦察员，来到附近正在办婚事的老杨家借马。“当时办喜事要用‘对子马’，披红挂彩的。两名侦察员跟老杨家一说明身份，杨大爷马上牵了两匹快马让他们骑走。”周淑玲老人回忆说，“侦察员走后，鬼子搜捕了3天。凡是手上茧子少的都被当成‘嫌疑犯’抓进了宪兵队，总共有300多人，我和老杨家男女老少以及前来贺喜的亲友全被抓了起来。不管日本鬼子怎样严刑逼供，没有一个人说出两名侦察员的去向，没有一个人说出是我接应的。”
并肩战斗的革命夫妻
周淑玲一家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伪的特别注意。她的爷爷在一次送情报时被鬼子抓住，拷打折磨致死；几个叔叔有的参加了抗联，有的与周淑玲的父亲一起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我家祖孙三代，先后有7人被害或牺牲。”说到这里，周淑玲老人的笑容隐去了，眼睛里闪着泪花，“我对敌人充满了深仇大恨，我想，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1938年秋天，周淑玲与自己的父亲、五叔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来到密山县，找到了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从此，周淑玲正式成为抗联的一名女战士。同年11月，经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介绍，周淑玲与三十二团团长李铭顺（有些史料写作“李明顺”）结为夫妻，并肩转战在完达山区。
李铭顺同志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李铭顺是东北军的一名士兵。他痛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遂于1932年2月带领一个排的士兵脱离东北军，报号“天德队”，以完达山和三江平原做战场，与日寇汉奸展开了殊死搏斗。1935年春天，李铭顺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取得联系，将“天德队”带入三军四团，后升任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团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联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日寇和伪军严密封锁了进山的道路，还三天两头进山“讨伐”，部队不断改换驻地，挨饿受冻，风餐露宿。周淑玲作为四师师部卫生队队长，与战友们一起英勇战斗。“铭顺教我打枪，教我打绑腿。有时候还让我骑他的马，他牵着缰绳步行，战士们就在后边做鬼脸。”周淑玲老人说到这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938年冬天，部队处境的艰难已达极点：鹅毛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完达山区气温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树干冻裂了，飞鸟冻死了；战士们单薄的衣衫破了没有针线补，只能裹上兽皮甚至是桦树皮；住的是潮湿冰冷的地洞子，粮食奇缺，为防止枪声被敌人听到，他们看到鸟兽也不能打，只好吃野果、啃树皮、炒鼠粮……“有一次，我们一连七天七夜没找到粮食，每人只发给一粒苞米，我们饿了就嚼草根，渴了就抓把雪吃。”周淑玲老人动情地回忆，“那时候，困难哪！有个女战士的孩子才4岁，她怕影响部队行军，偷偷把孩子扔了。同志们把孩子捡回来，她趁同志们睡觉的时候又把孩子扔了。同志们找到孩子后轮流抱着，才保住了这条小生命。”周淑玲老人眼角湿润了。在战斗岁月里，她有两个儿子生在冰天雪地里，因为挨冻受饿而夭折了。“哪个当妈的不疼自己的孩子？为了打鬼子，没办法啊！”
在恶劣的战斗环境下，原来两三百人的三十二团，到1938年年底只剩下30多名同志。李铭顺与政委于保合商量决定，将队伍撤到能进能退的中苏边境地带。
为祖国而战的巾帼英雄
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周淑玲所在部队终于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苏联境内，与陆续进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同时被苏军授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番号。
在苏联，李铭顺与抗联教导旅的部分精干战士一起接受了侦察、爆破、跳伞、报务、救护等多个科目的严格训练，随后被编成十几个小分队，往返于中苏边境，化装成日军、伪军或老百姓，进行破袭、侦察等行动。这些小分队为我军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准确摧毁日伪重大军事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如宁安卧龙屯日军机场的位置及飞机架数等情报，即为李铭顺分队侦察得来。苏军出兵东北后，依据情报将机场全部炸毁。1945年8月9日，李铭顺带领一支4人小分队空降于牡丹江海林县，发动当地群众与日寇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周淑玲则在苏联做后方工作。她负责接应抗联教导旅的高级干部，传送情报，站岗放哨，救护伤员，还为战士缝制被服、兜子。“铭顺他们总是三更半夜来，三更半夜走。有一天半夜有人敲门，我一开门，门外却站着几个穿日本军装的人，吓了我一大跳。仔细一看，原来是铭顺他们回来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抗联教导旅被分派接收东北各大、中、小城市。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我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周淑玲与李铭顺转战于虎林、密山、宝清等地，剿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支持的多股顽匪，有力地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铭顺和周淑玲先后调到沈阳工作。在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来沈阳视察时，两人都参加了保卫工作。1983年，周淑玲从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打了多少仗，牺牲了多少人，中国人民才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啊！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周淑玲老人抚摸着一枚枚勋章，思绪万千，神色庄重。
（辽宁《共产党员》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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